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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南昌起义的历史偶然与必然

1970-01-01 作者: 查看次数:次
导读

促成中美和谈的人

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表示“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基本宣告了中美关系的变冷。但真正将中美推向敌对境地的,是朝鲜战争,这场战争不仅让两国兵戎相见,而且给两国民众留下了深深的仇视烙印。中美两国在法西斯战场上还是同盟、战友,怎么一转身就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1971年秘密赴华前夕,基辛格为了深入了解中国,曾经动用自身资源,查阅朝鲜战争档案。他就是凭借扎实的前期准备,掌握了与中国交往的门道,赢得了毛泽东的认可。2011年,他在《论中国》一书中,专辟一章,说明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

基辛格眼中的朝鲜战争是这样的。二战后,朝鲜半岛被美苏分为了南北两个占领区,但是美苏又各有各的盘算。美国希望朝鲜半岛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府,成为西方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苏联则希望北部朝鲜主导朝鲜半岛,将其打造为延展亚洲军事势力的“跳板”。

不过,当时美苏冷战的重心在欧洲,再加上二战刚结束不久,两国都没有重点考虑朝鲜问题,甚至有点漫不经心。朝鲜战争的爆发,纯粹是一系列“误判”的结果。由此,一个最不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竟然成为了一场国际战争的起源地,决定性地扭转了中美关系。

基辛格认为,中国涉入朝鲜战争,主要基于三个考虑:第一,中共要想取得苏联的信任和援助,只能支持金日成;第二,毛泽东误以为美国不会出兵协助韩国,不会引发大战;第三,当美国出兵以后,中共为了确保领土安全,已经没有袖手旁观的余地。

从基辛格的解读来看,中美从朋友变为敌人,固然受到冷战大势的支配,具有一定必然性,但美、苏、中、朝四国领导人的误判,才是朝鲜战争的直接因素。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20年间,中美对抗逐步升级,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即使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也没有妨碍中国既反对“苏修”,又打击“美帝”。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竟然拥有了相同的心境。对美国政府来说,外部陷入越战和对苏军备竞赛的泥潭,内部饱受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之苦,可谓内外交困;对中国来说,苏联气势汹汹、屯兵边境,上十年的政治运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同样筋疲力尽。

基辛格在他的书中说,“(当时)中美找到途径,走到一起,势所必然”,“这迟早要发生,不管两国领导人是谁。”其实,当时派遣基辛格作为特使秘密访华的尼克松总统,曾是一个坚定的“反共斗士”。就是这样一个“反共斗士”,1969年担任美国总统后,为了美国长远利益,超越个人价值观,做出了“联中制苏”的战略决定。

最终促成中美和谈的,是苏联威胁对华动用核武器。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针对苏联试图向中国实施核打击,征求美国意见。他们希望美国至少保持中立。

基辛格回忆说,他听完后立刻赶往白宫,向尼克松汇报了苏联的意图。尼克松此时已经意识到,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战略利益。如果趁机联合中国限制苏联,对美国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此,他和基辛格达成一致,决定借助媒体言论,将苏联的意图透露给中国。

经过此事以后,尼克松感觉对华接触的时机已经成熟,遂请与美中都交好的巴基斯坦总统从中传话,表达愿意谈判的意图。周恩来答复说,只要美国不干预中国台湾问题,随时欢迎尼克松总统派遣特使进行和谈。尼克松表示同意。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从巴基斯坦秘密直飞北京。中国政府也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专门派遣几位外交官赴巴基斯坦陪同。到达机场后,叶剑英元帅负责迎接。几小时后,周恩来总理直接出面参加会谈。

基辛格说,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仅相当于副部长,比周总理的头衔低了三级。由此可见,中美和谈是美国政府主动提出,并得到中国政府积极响应的。这一关乎全球格局的大事件,既受制于国际大势的支配,又与中美领导人的明智选择密不可分。

 中美建交的历史缔造者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前,基辛格作为特别使者,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毫无疑问,基辛格对于中美关系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他促成了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以及中美正式建交。

在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前的磋商中,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大量的接触,双方秉着维护国家利益、减少争端、增进理解的态度讨论了大量的议题。这次密访的特殊之处在于,由于两国20年来没有接触,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中国台湾问题,另一个就是越南问题。这两个问题双方都知道短期内是不可能解决的。

最终,中美双方决定“把解决中南半岛问题作为美军撤出中国台湾的条件”,但双方都没有为两个问题的解决立即做出承诺,或者给对方施加太大压力,因此,这两个问题实际被暂时搁置了,因而扫清了尼克松访华的障碍。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国。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这是基辛格第一次与毛泽东会晤。基辛格认为毛泽东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典型个性的魅力型领袖人物。

在《论中国》中,基辛格这样描述初次见毛泽东:“我们被直接带到了毛泽东的书房。这个不大的房间三面墙是书架,书架上摆满了手稿。桌上和地上堆了很多书。屋子的一角摆了一张简单的木床。毛泽东从一组围成半圆的沙发中间站起身来,一个助手陪在他身边以防需要扶持。我们后来才知道几周前他因心脏和肺部患病而导致身体虚弱且行动困难。克服了行动不便之后,毛泽东展现了非凡的意志力和决断力。他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双手,露出了非常亲切的微笑。”

在这次会面期间,毛泽东赞扬了基辛格为中美关系所作的努力,他说:“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1971年7月秘密访华)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毛泽东也一针见血戳穿了基辛格“无所求于对方”的虚伪观点,他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

事实上,1972年至1975年间,基辛格跟毛泽东有过5次见面。在毛泽东的晚年,对于一个西方外交人员来说,这样的频率已经达到了极致。

1975年10月21日傍晚,基辛格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受到毛泽东接见。此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极为衰弱,连站立说话都十分困难,他坦率地对基辛格说:“你知道我浑身都是病。我很快就会上天堂了。”可是,通过言谈举止,基辛格仍然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

中国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双方一直为此纠缠不清。基辛格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句话被写入拟稿中的《上海公报》,最终得以发表。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毫不妥协。但是,从中美联合对付苏联扩张的大目标考虑,毛泽东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又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基辛格对此印象极深,他说: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中国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

“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肯定和赞扬了基辛格为中美关系所作的努力,他把基辛格比作风雨中飞行的燕子,他对基辛格说:“你不得不忙。当风雨来袭时,燕子就忙了。”

基辛格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他说:“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

“老朋友”基辛格的中国足迹

1977年,中美正式建交前夕,基辛格离开服务八年的白宫,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中美关系重要参与者继续发挥作用。半个世纪以来,“基辛格博士”已成为中美交往的一条重要通路。资深外交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原副主任吴建民在《外交案例》一书中提道:“解决中美关系需要战略眼光,而基辛格是有战略眼光的人。”

基辛格本人也从未吝惜对历任中国领导人的赞美之词。他称邓小平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基辛格也曾向媒体透露他和邓小平私交的细节:“我们吃火锅的地方是一个单间,但餐馆本身却是普通餐馆,不是国宾馆。中国领导人带外国客人去普通餐馆吃饭并不多见。显然,邓小平没有把我当客人,而是当成他的老朋友。”

1987年,基辛格成为美中协会创会主席之一,以此身份,基辛格多次往返大洋两岸,为江泽民、克林顿互访及中国入世鼓与呼。在他眼里,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温文尔雅、精力充沛。但当认为涉及国家重要利益时,他也像其伟大的前辈一样意志坚定。”

新世纪之后,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崛起和“威胁”成为西方讨论的主要话题。2008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百大影响人物第六名,为胡锦涛写介绍词的就是基辛格。在文中他特别提到胡锦涛的“和谐”理论,并指出胡锦涛的领导风格严谨有礼,不说没有必要的空话。

据媒体报道,最迟在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基辛格就和习近平建立了联系。2012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基辛格和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一起为其接风。在接受新华社访问时,基辛格说:“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咨询公司老板的基辛格,也凭借在中美政商圈内的良好资源,特别是和领导人的亲密关系,将一批美国企业引入中国。特别之处在于,这些企业主往往也能通过他的引荐近距离接触中国权力核心人物。

1988年初,基辛格曾安排大通银行的前任董事长大卫·洛克菲勒与邓小平见面。1989年那次意义重大的对华访问中,同行人员也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前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他们。一行人也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亨利在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很大,光和他同处一室,你就觉得事情统统好办了。他受到尊敬,这也是和他同赴中国旅行如此美妙的原因。”莫里斯·格林伯格如是评论。

2018年,中美关系正处于“风高浪急”的阶段,基辛格再赴中国。1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95岁高龄的基辛格。双方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并对当前局势进行了深入探讨。习近平主席称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美关系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基辛格也表示美中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至关重要,希望美中双方更好地相互理解,加强战略沟通,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妥善管控分歧。

中美需要协调而非对抗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出现多次起伏与危机,却始终保持“斗而不破”的态势。随着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

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见证者,基辛格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和研究着全球国际关系。他在93岁高龄撰写了封笔之作《世界秩序》,谈论了中美关系、国际秩序以及中国角色。基辛格在书中指出,当今的世界秩序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西方秩序正走向崩溃,美国已经失去领导者地位,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它也正在重新塑造国际关系,改变了世界力量格局。

基辛格认为,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他在书中说:“过去45年来我一直在与中国打交道,亲眼目睹了其经历的三大阶段:首先是毛泽东时期,实现了中国统一;随后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逐渐融入包括全球经济体系在内的国际体系,取得非凡成就;现在,中国正进入以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代表的新的巨变时期。当中国实现这些目标时,世界上不会再有任何国家如中国那般强大。但中国再强大也到不了足以统治全球的地步,它也不想那样去做。”

基辛格在书中写道,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来提高自身的声望,例如主办奥运会等。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美国是一个‘守成大国’,而中国是一个‘崛起大国’,这两者之间肯定会发生冲突,而管理这样的冲突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基辛格在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说。

在基辛格看来,美国的国力已经相对下降。“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面临既不能退出又不能主宰世界舞台的困境”。国际政治权力日趋分散,国际关系也真正全球化了,通讯可以瞬间完成,经济活动早已跨洲越洋,许多问题都越来越依赖于全球合作解决,如核扩散、核安全、环境、气候、人口爆炸、恐怖主义等等。旧秩序的解体和向新秩序的过渡必然会引起一些政治力量重新组合,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冲突和动乱。

基辛格在封笔之作《世界秩序》一书中,曾分析中美两国心态的变化。书中说,中国将美国的许多行动,理解为阻挡中国崛起;美国则害怕中国不断壮大,一步步削弱其世界第一的地位,进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概括言之,就是中美两国心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能再尊重对方。中国把美国当作了遏制自己的敌人,美国则把中国看成了“威胁”自己的对手。

最近几年,两国的激烈碰撞,明显让基辛格更加忧虑。不久前,他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晚宴时说,“当前状况令人担忧,我们(中美)意识到了我们之间的问题,但是双方都采取了(错误)态度,即都认为是在与一个对手而非潜在伙伴打交道。”“两国都必须明白,双方的持久冲突是没有赢家的,如果这种冲突导致永久性的冲突,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今年3月20日,基辛格以视频形式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也提及,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基辛格表示:“从根本上说,中美是两个伟大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会有不同。但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全球化传播和全球化经济,要求两个社会做出比以往更大的努力进行合作,因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两个社会之间的理解。”

(参考资料:王巧荣,《基辛格的中国观》;李哲夫,《基辛格眼里的世界新秩序》;应琛,《“老朋友”基辛格访华,见证近50年中美关系》;《基辛格:美国必须学会如何与中国相处》;张家康,《基辛格的毛泽东印象》;徐佳鸣,《基辛格的中国足迹》;胡乐,《基辛格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密码》;张静,《美方档案中的周恩来基辛格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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