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不再首选“北上广深”
2019年底，北京某高校硕士应届生小杰接到了北京、青岛、西安等多个城市的职位offer，最终，他放弃了求学7年的北京，选择了青岛。“我女朋友在青岛工作，我俩是高中同学，之前一直都是异地，毕业之后不想这样了。”
来到人生的十字路口，小杰顾虑更多的是女朋友。他原本想要留在北京，考虑到青岛的就业前景还不错，房价可以接受，于是打算留在这座海滨城市。小杰的选择并非个例。近年来，年轻人对一线城市的狂热似乎在逐渐退去。
各城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在人才吸引力的PK中，众多新一线城市表现强劲，杭州、西安等城市的常住人口增幅远超北京和上海。与此同时，西安、天津和成都的户籍人口增幅名列前茅。
网络招聘平台BOSS直聘的相关报告显示，首选新一线城市的应届生已连续两年超过一线城市。智联招聘的一份报告也显示，在2019应届生实际签约地点比例上，新一线城市超过了一线城市。
这场人口流动的“狂欢”，始于2017年开启的“人才争夺战”——全国几十座城市陆续放宽落户限制，通过给钱给户口的方式，广招贤才。
其中，成都、杭州等新一线城市因落户政策和经济体量，凸显出竞争优势，众多城市提出“先落户后就业”措施，调整审批程序，降低落户门槛。
这一系列福利，“击中”了不少毕业生的心。2019年12月，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3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4.7%的受访者称，城市落户政策的调整会影响自己的就业选择；66.6%的受访者觉得落户政策的调整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引进。
来自辽宁大连的方舟称，落户政策是他考虑就业城市的重要因素，“比如要考公务员，或者领失业金，你就得有户口。而且，这也会影响孩子今后的教育问题。”他说，“还有就是归属感吧，不安个家，总感觉是在漂着。”
然而，落户的便利往往会和高薪相冲突。BOSS直聘《2020应届生春招求职趋势报告》显示，尽管被更多应届生看好，但新一线城市2020年的起薪中位数仍然竞争力平平，不仅没能赶上一线城市，还和二三线城市相差无几。
在北京就读传媒专业的小周表示，去年以来，她对比招聘网站上北京和成都的相关工作，发现北京的起薪普遍在1万多元，而成都却几乎砍了一半，且相关岗位少了很多。
“其实以前就了解过，但真要下决定的时候，还是有些纠结。”小周说。“北上广深”的高薪虽然让人“眼馋”，但背后的酸甜苦辣，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正如有网友在微博中所言，“北京赚钱北京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来自安徽的璨璨经过实习后，得到了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offer，但她直言，没有在北京定居的打算。“没有户口，待不起。”谈到原因时，她的态度十分坚决，“住房、医疗、育儿成本高，收入无法覆盖生活的隐性成本。”
这一点，打算在深圳开启职场生活的方舟也深有同感。三年前他翻看购房平台，父母给他留的300万足够在罗湖区买一套大约60平米的二手房。如今，相同地段的房子大多已超过450万。还没开始缴纳社保的他，感觉到焦虑。目前，深圳已成为国内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
回到家乡农村，难以做出的选择
对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而言，回到家乡农村，又是一种难以做出的选择。
据中国社科院2013年底发布的社会蓝皮书分析，农村家庭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最为困难，失业率达30.5%。
他们在就业上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在生活中同时面临在城市立足难和家庭期望压力下难以返乡的“两难”。他们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处于尴尬地位：有强烈的摆脱社会阶层的动力，但又难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近些年来，随着高校扩招步伐加大，更多的农家子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近年来的高考录取率都在70%以上，很多省份已超过80%。但是，大量数据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逐渐萎缩，农村大学生主要集中在二本、三本和专科院校，农村大学生的起跑线一开始就比较低。而结果是，农村大学生相对而言更难进入待遇较好、工作稳定的企事业单位，这又进一步加大了其向上流动的难度。
其次，农村大学生因缺乏社会资本更易遭遇跌入社会下层的风险。绝大多数农村大学毕业生来自普通农民家庭，他们在城市并不掌握资本、信息、人际关系等社会资源，他们自毕业始就面临自食其力、还助学贷款、资助家庭的现实压力，还面临在城市成家立业的长远压力。为了能毕业后迅速找到“饭碗”，一些人选择收入不高、前景有限的职业，也固化了其“夹心层”地位。
再次，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教育几乎成为农村家庭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一些家庭几乎倾其所有，供一个孩子上大学，这使得绝大多数农村大学生无论是从亲人期待压力还是制度角度，都不具备返乡“退路”。
从宏观制度上看，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直到2010年，绝大部分农村大学生需要放弃农村户籍，无法享受农村集体经济利益分配，但就业却早已市场化。从微观社会实践看，普通农家走出的大学毕业生是家庭的荣耀，背负着父辈的期待，因无法在城市体面生活而返乡，是对家庭的巨大打击。这导致绝大多数农村大学毕业生宁愿在城市做“蚁族”也不愿回乡。
近些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吸引了一部分有热情的农村大学生投入其中，返乡创业的比例在增加，部分家庭条件好的农村大学生，或子承父业或自主创业，在家乡从事涉农产业经营，把“互联网+”带入乡村。同时，随着中西部农村产业转移，农村经济日益繁荣，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大学生回乡就业。
诚然，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不应该“城市的归城市，农村的归农村”，而应该实现良性互动、双向流动，让农村大学生能在大城市建功立业，也让城市大学生愿意到农村寻找梦想。
新一线城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相比于“得不到的一线城市户口，回不去的家乡农村”，新一线城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国家发改委2021年4月8日发布了最新政策：300万人口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一座城市的小颠簸，会摆荡无数年轻人的命运。
很多微妙的变化正在一些城市慢慢发生。四川的天府新区的第二机场即将竣工，届时，成都将成为继北上之后，全国第三个拥有双机场的城市。
美股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把非常重要的iCloud搬迁到贵阳这座西部大都市，夜晚贵阳观山湖的夜景，璀璨异常。
此外，距离贵阳不远的克度镇绿水村，还因为独特的喀斯特洼地，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选址地。这个领先国际20年的国之重器，落地西南要塞贵州，坚定了一批年轻人的择城决策。
长沙，作为一个房价管控标杆的中部城市典范，也正在迎接人口的大型回流。
郑州，这座人口超千万的中部城市，正在从米字形铁路，发展为“空港高铁”并行的中部最大交通枢纽。
从卫星拍摄的亮灯率照片，武汉、杭州、重庆、厦漳泉城市群，都开始成为各自区域的超级明星。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根本。这些新一线和二线城市里，一个老家在南方或者中部城市的年轻人，能够在当地省会，或距离家不远处的城市，找到一个适宜的工作。生活的意义，绝对超过在环京定居。
2020年的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选择，文思是其中一个。
在英国读完本硕后她留在了北京，从事的行业是市场品牌，先后就职于一家已经在美国成功上市的电商平台与一家内容资讯平台，但在去年选择离开。“工作上有变动，加上2020年的疫情，干脆决定回南京了。”
“我想要的生活，不一定北上广深才可以拥有。”从澳大利亚回国后，定居成都的晓丹这样说。
尽管一线城市仍是许多年轻人逐梦未来的地方，但新一线正在崛起，随着众多互联网科技公司向新一线甚至二线城市下沉，就业机会增多，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等资源在不断完善，给了年轻人更多的可能。
2020年，新一线城市相对一线城市的平均人才流动率为1.20，为2017年发轫的“人才大战”以来最高水平，人才净流入规模较2019年提升12.1%。
在2020年份城市人才净流入排名中，深圳、杭州、上海、成都、北京分列前五。值得注意的是，除以上城市外，长沙、贵阳、郑州、西安、济南、佛山、苏州、三亚、合肥等“非一线城市”，成为很多职场人就业的选择。
文思介绍说，现在她就职的联合办公企业此前是全球化管理，但已在寻求本土化转型，建立中国自己的管理团队和体系，在新一线南京、武汉、成都、杭州都有区域办公地点，南京区域总部统一汇报给上海总部。“目前公司的发展前景不错，客户包括一些500强企业，星巴克、德克士等，以及字节跳动这类大厂。”
文思认为，南京从事互联网科技相关行业的机会并不少，阿里、字节跳动、京东、小米各大厂都在南京有区域办公点，南京也是苏宁总部，另外也有大量外企在这里落地。
新一线的发展让就业机会增加了, 生活成本降低了。倒数几年，因为一线城市人才多，大部分互联网大厂都扎根北上广深。但一线城市土地紧张、生活成本过高，为了公司长期发展、员工福利，近几年，各互联网大厂和科技公司纷纷开始将许多业务迁往新一线、二线城市。
而在深圳游戏行业打拼多年的宇文，终于在这个春节前作出了决定——去成都发展，“快节奏导致深圳比较像打工城市。”
选择离开时，宇文考虑了多个城市，分别是武汉、杭州、成都、重庆和广州，最终选择了成都。“成都工资不算高，但游戏氛围比较好，行业前景明朗，而且游戏外企多，用心做游戏，对个人提升也有一定帮助。”他比较中意的公司是育碧和腾讯。
腾讯在成都设立有很多业务部门，包括WXG(微信事业群)、CSIG（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PCG（平台与内容事业群）、IEG（互动娱乐事业群）等，其中游戏业务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成都的IEG天美游戏工作室孵化了“天天”系列产品，以及长期霸榜的《王者荣耀》。而育碧是总部设在法国的一家跨国企业，曾成功开发了《刺客信条》。此外，成都本土的游戏公司也有很多，包括迅游、天象互动等。
不仅是游戏领域，在新经济加速发展下，一大批互联网科技公司在成都落地。早在十年前，成都已经是英特尔全球最大的封装测试中心之一，更吸引了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互联网巨头落户，而近年来巨头扎堆来蓉的速度还在加快，不久前包括腾讯、网易和字节跳动在内的众多巨头都先后跟成都签约，加速在成都布局，滴滴也在去年投资100亿元在成都高新区设立西部创新中心。
一线互联网科技公司开始向新一线、二三线城市转移，给这些城市带去了大量的职业机会。另外，新一线的互联网创业也如火如荼，也让当地就业市场拥有了更多活力。
新一线城市普遍放开落户政策
2020年12月，新一线城市再一次集中放宽了落户政策。4日，沈阳宣布下放户籍审批权；6日，武汉提出取消积分落户年度数量限制；11日，郑州宣布将在2017年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放宽两项、增加一项户口迁入郑州市落户条件。
实际上，2017年初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近60城先后参与了这场吸引人口的潮流，但新一线城市的政策力度、城市经济体量都更受社会关注。
截至2018年末，成都、郑州、武汉、西安、苏州等新一线城市已入围“千万人口俱乐部”，杭州、青岛常住人口也已突破900万，离千万人口只差临门一脚。
以2016年末、2017年初这一时点为分界线，21世纪经济报道选取《2019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发布的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西安、苏州、天津、南京、长沙、郑州、东莞、青岛、沈阳、宁波和昆明15个新一线城市，梳理了2009年至今近十年的户籍人口数据。
结论显示，2017年初起始的宽松落户之前，多座新一线城市的户籍人口增速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武汉甚至出现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2017年之前部分新一线城市出现的人口危机，正是新一线城市普遍放开落户政策、相继参与人口引进的重要动机。
一线城市买房的重重压力，新一线城市的买房优惠、住房补贴等措施让不少想尽早安家的毕业生找到出口。
对于选择新一线城市的毕业生而言，除了户口和安家，还有别的考虑。
任航此前在北京进行自媒体创业，一年前他选择将公司搬到了成都，离开的原因是：“机会太多，员工跳槽频繁，流失率太高。”他喜欢成都的美食，同时成都的优势还在于租金，“办公楼租金便宜，和北京同样的价格，在成都市中心租到了宽敞明亮的办公空间”。
而曾经在深圳腾讯工作三年，负责某产品业务的杨璐，因为遥不可及的房价，选择去了长沙，“一方面离家近，另一方面好买房”。长沙被称为省会房价洼地，虽然低房价并不是“吸引人”的最重要原因，但它却是“留住人”的实实在在的原因。
相比于一线城市很多公司“996”的作息，杨璐更想拥有自己的业余时间。
像杨璐一样拒绝“996”的人不在少数。中国青年报2019年6月的一份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者认为大城市的生活与就业压力大，是导致年轻人择业观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此外，新兴职业增多，年轻人选择空间更大；当下大学生在就业方面观念更开放，目标更明确等，也成为了热门选项。可见，舒适的生活与发展机会，毕业生们同样看重。
“（选择就业城市）我更看重基础设施和人口整体素质。”谈到在青岛开启的新生活，北京高校硕士应届生小杰表示，“我从事航空发动机测试的工作，我看好行业的发展前景，也认可公司提供的平台。”
小杰对目前的生活表示满意，每天当他骑着电动车载着女朋友上下班时，两人一路说话唱歌，觉得选择青岛选对了。
从数据来看，这届毕业生，不再空谈梦想、盲目追求一线大城市。他们开始将种种现实问题前置，提早为未来做打算。户口、房子、票子，这些往往在“而立之年”才会提及的词语，开始频繁出现在二十出头的他们口中。
而这些，都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被一同包裹进来。这茬年轻人似乎更加理性也更懂得取舍了，就算梦想没实现，至少能安个家了。
（参考资料 荆林波，《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县城如何留住“小镇青年”？》；李思辉，《一线城市户口是稀缺资源，但单靠“户口的诱惑”留不住人才》；奇齐，《后浪“新一线城市”选择指南》；二姐，《一纸改命？户籍制度全面放开！》；李菲儿，《新一线城市的崛起，让年轻人逃离“北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