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东战略之变
冷战期间，中东是美苏争夺的重要舞台，但是美国并未直接、大规模地卷入中东冲突，而是长期实施离岸平衡政策。在阿以战争、两伊战争中，美国偏袒以色列、伊拉克，却从未直接参与战争。
然而，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彻底改变了美国的中东战略。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派出53万人大军，直接参加战争，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从此，美国中东政策从离岸平衡转变为大规模干预。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军队直接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伊全国实施军事管制。
“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跃升为主要矛盾，美在冷战后首次明确找到了重大敌手和现实威胁。在此背景下，美中东政策出现大幅度调整，急速向以反恐防扩大、推进“自由民主”、改造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方向转型，意识形态色彩和文明冲突趋向日益发展，试图重新构筑美主导下的中东新秩序的意图彰显。
美先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发动两场局部战争，以“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强力拉开大中东改造的帷幕，对冷战后地区传统地缘战略格局形成强烈冲击。为从根源上消除伊斯兰极端思想和势力，美随即推出“民主、自由”战略，试图将西方民主模式和价值观强行移植到传统的中东地区集权与君主制国家政体内。
2005年，美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效后，乘势加大对中东地区施压力度，加紧推进战后伊拉克民主政治重建进程，利用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事件策划“黎巴嫩之春”、“雪松革命”，同时鼓动和资助埃及、沙特等地区大国内部民主改革力量提高政治改革诉求的声音。
美明显高估了其主导意愿与其实力能力的协调性，严重低估了中东事务的复杂性和地区反美根基的深刻性。大中东地区国家多样性、利益多元化、诉求多重性、发展多速度的格局日益发展。
2011年后，美国在中东进入“战略收缩”时代，不寻求大规模直接干预，放弃“民主化”改造。战略收缩反映了美国全球利益的变迁，中东重要性下降，亚太重要性上升。冷战时期，遏制共产主义和保证能源供应是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冷战结束后，能源供应和反恐怖是美国的重大关切。现在，美国已经实现能源独立，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也有所缓解，中东对美国到底还有多重要，这在美国仍然是一个辩论不休的话题。
战略转型也是对前20年“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反弹”和“反思”，旧方法不仅不奏效，而且适得其反。自从实施“大规模直接干预”战略以来，美国战争开支达6.4万亿美元，这个数目超过美国、中国之外全球其他所有国家一年的GDP。干预的结果却是中东更乱，美国处境更尴尬。“不要中东战争”成为美国两党、公众的高度共识，奥巴马、特朗普、拜登三人均在竞选中承诺“结束中东无休止的战争”。过去十年，美国没有大规模干预中东任何一场危机，反而不断尝试撤军。
“民主化”曾是旧方法中的一根重要支柱，却因处处碰壁而被束之高阁了。2006年以来，美国曾经热情支持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伊拉克、也门的民主选举，除突尼斯外几乎全部是灾难性结果。在沉痛的教训面前，美国改变了政策。
2019年中东爆发所谓第二拨“阿拉伯之春”，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黎巴嫩等国出现大规模示威，四国领导人被迫下台，但美国却出奇地安静，既没有给予道义支持，也没有深度介入——简言之，中东没那么重要了。
美国战略收缩的利益考量
中东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和服从于全球战略。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抗是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当时，美苏两国都在中东寻找、支持代理人，通过代理人争夺影响力，但是双方谨慎地避免直接卷入，担心引发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
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进入一个非常短暂的“单极时刻”。美国自信心与自满心态急剧上升，其全球战略相应进入扩张时期。期间，美国在欧洲向东扩大北约，全面重返亚洲，在中东发动两场大规模战争。然而，美国陷入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泥潭，遭受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战略挫折。从此，美国全球战略亦进入收缩时期。
战略收缩体现在战略目标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中东战略目标包括：能源安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盟国安全和促进民主。特别是2001年之后，美国把推广民主作为中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化”既是改造中东国家、塑造中东局势的基本手段，本身也是目标。
2013年9月，奥巴马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反恐、能源、盟国安全和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美国在中东的四大核心利益，首次公开把“民主化”目标排除在外，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2017年特朗普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的目标是“中东不能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中东不能被一个敌对大国控制，中东是能源安全的组成部分”。美国公开把“民主化”从战略报告中删除，不再强调从内部改造中东国家。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把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划分为四个循环阶段：道德主义、犬儒主义、自满和伪善。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已经进入伪善时代，美国对价值观的追求热情依然很高，但是缺乏实质性行为和投入，言行不一。特朗普时代，美国连伪善也不要了，进入了犬儒主义时代。在盟国关系上，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保护盟国安全改为不允许“中东被一个敌对大国控制”。从一定程度上看，这回归了冷战时期的离岸平衡政策。
更重要的是，战略收缩体现在美国的责任上，特朗普政府继续为美国中东政策“减负”。反恐仍然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目标，但是美国反恐的目标大大压缩。目前，美国仅限于不让中东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所”。
在2014年“伊斯兰国”攻城略地之前，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恐怖主义已经非常严重了，但美国并没有出手干预。目前，“伊斯兰国”作为一个占据领土的实体被清除后，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要全力清除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埃及西奈半岛的恐怖主义。显然，反恐的范围仅限于能够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恐怖主义，即能够控制大片领土、人口和军队的恐怖主义力量。
美国仍然承诺保护盟国的安全，但实践表明，美国已经不再保护盟国的政权安全，特别是来自盟国国内的安全威胁。埃及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国，2011年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处于危机时刻，美国袖手旁观，放任其垮台。稍后，巴林出现大规模示威游行，王室政权面临挑战，美国亦无意干预，而是沙特出兵平息事态。
简而言之，1990—2010年期间，美国是中东的国际警察，负责管控中东的各种冲突，现在美国作为离岸平衡手，只进行有限干预，防止大的权力失衡。
战略收缩导致影响力不断消退
美国仍在努力维持其在中东的支配性主导地位。但随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正如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所说：“美国必须适应在中东的影响力减弱这一事实。”
在大规模干预时代，美国依靠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来发挥影响力。在战略收缩时代，美国把主要责任留给了地面上的盟友。在叙利亚反恐战争中，美国依靠库尔德人武装；在伊拉克反恐怖战争中，美国依靠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自治区武装。美国出钱、出武器、出空中支持，地面上靠盟友出人。
在遏制伊朗、俄罗斯问题上，美国自己也不会投入大量资源，而会把主要责任交给地区盟国。2015年以来，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大大上升，引起美国的警惕。 但迄今为止，美国自身没有采取实质性行动把俄罗斯的影响推回去，而是通过地面上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制衡俄罗斯。
“伊斯兰国”被击败后，特朗普把遏制伊朗摆在美国中东战略的首位，也主要是依靠以色列和沙特来落实。美国愿意做的仅是提供技术、武器和情报，站在这些国家后面给予政治支持。在反恐和遏制伊朗的问题上，特朗普的调子高、决心大，却没有反映到行动上，美国自己采取的行动很少，反而是要求其他国家采取更多行动。
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投入少、干预轻，仅能实现有限目标，很难通过这种路径主动塑造中东局势。美国任由俄罗斯主导叙利亚局势，让法国、意大利牵头利比亚调停，眼睁睁看着伊朗打通什叶派陆上走廊。这些是“收缩”战略必须付出的代价。
为遏制伊朗，特朗普政府一边倒地支持沙特和以色列，给予沙特近乎空白支票，放任沙特和以色列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2017年6月，沙特、阿联酋、埃及同卡塔尔断交，海合会分裂，实际结果不利于遏制伊朗。同时，特朗普公开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加剧了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的矛盾，实际上也不利于遏制伊朗。
库尔德人这个群体被分割在四个国家里，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当面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运动威胁时，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无疑是美国在这方面最有价值的盟友。但是，美国与库尔德民兵组织YPG之间的紧密联系，激起了美国与其北约盟国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土耳其总统长期以来都把库尔德民兵组织和库尔德工人党定为“恐怖组织”，他同时也不断地向特朗普施压，要求美军撤离叙利亚，以便于土耳其军队能镇压叙利亚的库尔德运动。
这一次，特朗普在没有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那里获得任何对价或者承诺之际，就贸然同意撤军。此举令库尔德人和国际社会都大吃一惊，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战时盟友。其结果是，美国在当地影响力急剧下降，而俄罗斯和伊朗的影响力则迅速扩大，库尔德人被迫转而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那里寻求保护。
在牛津大学教授尤金·罗根看来，直到现在，特朗普政府还没能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提供可靠的和平计划，也还没有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施加影响力，以结束也门灾难性的战争。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和平谈判上，美国发挥的作用也不大。因此，在过去20年中，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继续减弱。
尤金·罗根表示：“美国现在的单边主义快要成为过去，这导致了更多国家干预阿拉伯世界。也许我们将要见证一次达成新秩序前的暴力冲突。”
退让的空间与坚守的红线
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不再承担国际警察的角色，留下了战略真空，致使中东再次陷入混乱。从国际层面上看，2015年，俄罗斯借叙利亚战争强力重返中东，成为不可忽视的新玩家。美俄并存取代美国一家独大，这是中东战略格局的一大变化。
在地区层面，随着沙特、埃及、土耳其、以色列等美国盟友对美国信心下降，这些国家各自构建自己的地区影响力，并且加强与俄罗斯、欧洲国家、中国的合作，对冲美国战略收缩的影响。如果没有美国的战略收缩，俄罗斯不可能主导叙利亚局面，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不可能达到现在的程度，沙特不可能控制也门战局，土耳其军队不可能跃进利比亚。这些都不是美国愿意看到却又必须忍痛承受的代价。
“收缩”战略减轻了美国的战略负担，也同时让美国的影响力下降，美国同盟国的关系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变成一种交易型的互惠关系，中东国际关系将变得更脆弱和易变。
但是，战略收缩是有底线的，美国不会无原则地一直往后退，美国的实力也没有衰落到那样的程度。目前，美国不寻求在中东地区每个国家、每个热点问题上都享有主导权，接受了同其他世界大国、地区国家分享权力的现实。
同时，实践也证明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红线、底线在哪里。第一，对于敌对国家排他性地控制重要国家或重大议题，美国可以不享有主导权，但是不能没有发言权。第二，绝不容忍美国人受到直接攻击。2019年12月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打死一名美国合同工，美国底线被探到了。2020年1月3日美军施行报复，打死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苏莱曼尼；第三，绝不允许恐怖组织安营扎寨，甚至“封城建国”。2011年美军已经全部撤出伊拉克，2014年“伊斯兰国”宣布“建国”后，奥巴马又派5000人重返伊拉克；第四，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核问题经过近20年的博弈，美国与伊朗都熟知对方的底线。一旦伊朗真的拥有了核武器，美国一定会实施空中打击。这是伊朗核问题与朝鲜核问题最大的区别。
（参考资料：郭伟，《大中东：美国对外战略的前沿》；牛新春，《美国的中东政策：延续与变化》；龚正，《美国中东战略底色》；吴冰冰，《中东战略格局之变：美国影响力正在消退》；牛新春，《拜登政府中东政策的“变”与“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