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恩深，义重，情长
“越中情谊深”曾是中越关系史上一段美好时光的生动写照。
1950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1951年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明鉴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称赞中国此举“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极大的光荣”。越南政府“决定以1月18日为外交胜利纪念日”。
时隔10年以后，1961年7月3日。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发表《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40周年而作》一文，盛赞中越友好关系史。胡志明由衷地说：“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关系真是：恩深，义重，情长。友谊之光，万世辉煌。”
从1950年起，中国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军事援助。
1956年前，限于中国的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中国力所能及地向越南提供旧杂式装备，未计数，也未计值。
1956年以后，随着“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对越南的援助数量与质量两方面都开始大幅度增加和增长。
1956-1963年，中国对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北方的军援价值为3.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种枪27万支(挺)，炮1万余门，枪弹近2亿发，炮弹202万发，有线电机1.5万部，无线电机约5000部，汽车1000余辆，飞机15架，舰船28艘，单军服118万套。
从1962年起，中国向越南南方革命力量提供无偿军援，1962—1964年共提供枪9万余支(挺)，炮466门，枪弹2103万发，炮弹7.64万发。
同1964年相比，1965年援助北方的枪支增加1倍多。火炮增加三分之一，枪弹增加1.6倍，炮弹增加3.5倍，无线电机和有线电机增加2.5倍，枪炮弹药增加10倍。
1950—1974年中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计有：枪213.8万支(挺)，炮7万余门，枪弹124440万发，炮弹1807万发，舰艇176艘，中型和水陆坦克552辆，装甲输送车320艘，飞机170余架，汽车1.6万辆，炸药18240吨，有线电机6.5万部，无线电机3.5万部，军服1117万套……约合人民币42.6亿元。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供应了越南，人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中国共向越南提供122毫米榴弹炮280门，57毫米高射炮960门，各型迫击炮20237门。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民解放军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
1968年之前，中国生产63式电台3000余部，其中绝大多数支援越南南方，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试用。
中国对越军援的无私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援越运输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总参谋长罗瑞卿担任。从1967年开始，中国动用500余辆汽车将经铁路运抵边境的物资运往越南。1972年6月至197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抽调3个汽车团，2100余辆汽车运入越南各种物资62.3万吨，总行程3545万公里。运输费用全部由中方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以后，苏联开始援越。到1966年4月，中国免费转运的苏联等国援越的军事物资达8.5万吨。在越南抗美战争的十年中(1965—1975年)，中国转运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军事物资63万吨，免收运费(过境)8300万元人民币。
此外，中国还投入大量外汇开辟了一条通过柬埔寨抵达越南南部的交通线（即“胡志明小道”），把对越军援直接输送给越南南方的人民武装力量。
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
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直到1977年11月20日，越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黎笋也不得不表示：“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这种慷慨的支援。”“越南共产党、越南人民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将永远十分珍视由胡主席和毛主席悉心培育起来的越中友谊。决心尽力使这种伟大的友谊世世代代牢不可破。”
自毁长城：越方驱逐华侨挑衅中国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1973年，越共中央委员、越南祖国战线中央主席团主席、越中友协会长黄国越在答日本记者问时开始毫无根据地攻击我国的外交政策，说什么中国邀请尼克松访问是“向快要淹死的尼克松扔救生圈”，“大国间的行动有时会牺牲小国，把它压垮”。
无独有偶。1976年，越共中央委员、党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黄松又对一个叫埃里克·皮埃尔的瑞典记者发表了对中国很不友好的谈话。他说：“在越战期间，中国和苏联尽力帮助北越，这对越南来说，是重要的。现在，越南不再需要执行这一政策了。诚然，越南同中国这个大国的南部接壤，这种邻国关系既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无论如何，来自北方的政治和文化压力必须消除。因此，今天同苏联的和睦对越南来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联强烈地希望削弱中国在世界的这个部分的影响，这一点正好同越南的利益相吻合。”
这清楚地表明，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取得胜利后，迅速地倒向了苏联的怀抱，地区霸权主义野心与苏联全球霸权主义紧密吻合，由此破坏了“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中越关系。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越南有一百几十万侨民，约有90%居住在越南南方。1955年，中共和越共曾经就旅越华侨的国籍、权利、义务等问题交换过意见，其后经过多次商谈，双方确认：旅居越南北方的华侨，在和越南人民享有同样权利的前提下，经过长期、耐心的思想说服和教育工作，按照自愿原则，可以逐步转为越南籍公民。至于居住在越南南方的华侨问题，则须等到越南南方解放之后，再由两国另行协商解决。
这些原则是中国方面从增进中越两国人民兄弟友谊的愿望出发提出来的，既符合中国关于鼓励华侨按照自愿原则选择居住国国籍的一贯政策，也符合国际上关于不得强迫侨民入籍的一般原则。
当时，越南党和政府对此表示赞成和支持，并曾在一些文件中反复强调：“华人转为越南籍应由他们完全自觉自愿，绝对不能强迫”，“有人还不自觉自愿地转为越南籍公民，则仍给予一切权利，不得歧视”。
然而从1976年始，越南政府完全违反中越两党协议，强迫华侨加入越南国籍，加紧推行歧视、排斥、迫害华侨的政策，严重损害华侨的正常权益，使广大华侨难以为生，直至把他们大批驱赶回国。
自1977年初，越南方面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把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越南的边民成批驱赶回中国境内。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再劝告越南政府采取措施，制止驱赶华侨的行动，维护中越友谊。但是，越南方面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更为严重的排华事件。成千上万的华侨被越南从陆路运至中越边境的老街、同登、芒街等地，然后赶回中国；也有大批华侨被迫从海上乘小船回国。据统计，1978年4月初被驱赶回国的华侨每天达数百人，5月下旬增加到数千人，到5月底总数已超过10万人。
越南当局对中国侨民的种种迫害是难以尽述的。1977年初始，越南地方当局和公安人员随时都可以非法闯入华侨住宅，强令华侨填写“自愿回国书”，并乘机进行搜查和敲诈。大批华侨多年辛勤劳动所得被非法没收，多少家庭颠沛流离，无处安身。
被赶华侨在离越途中受尽折磨和凌辱，不少人还被无故殴打，有的人甚至遭到越南军警开枪射击，被打死打伤。中国侨民在越南的悲惨遭遇，是国际关系中罕见的，骇人听闻的。
越南的排华政策，导致大量的华侨被驱逐回中国，这突然而又必然地给中国在财政和物资上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负担。中国政府按照“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一贯政策，亟须立即对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大批难侨作妥善的安置。为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撤销一部分援越成套设备项目，以便抽出这部分资金和物资，用来安置被驱赶回来的难侨的生产和生活。
众所周知，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的国民经济在恢复中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由于天灾（唐山大地震）、人祸（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遇到非常巨大的困难。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仍然继续向越南提供多方面的援助。
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重病中还曾对越南领导人说：“在战争期间，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从部队中抽调给你们的，为了支援你们，我们尽了很大努力。现在在援外方面，援越总金额仍占第一位。你们应该让我们缓一口气，养一养。”
越南领导人当时也多次对此表示谅解。
然而，1978年前后，越方却借机对我国进行诬蔑和攻击，传言“中国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中国和越南之间将爆发战争”，“中国号召进攻越南”，以此作为恫吓和欺骗华侨回国的一种手段；同时也作为对中国实施武装挑衅的无理借口。
血染情义邦交：中国忍无可忍被迫还击
1975年，美军败退越南后，越南缴获了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设备；加上长期以来中国给予的巨大而无私的军援；再加上苏联出于全球霸权主义的战略考虑而给予越南的鼎力支持，刚刚走出战争之灾的越南又做起了“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春秋大梦。越南领导集团想出了军事扩张，以掠夺邻国财力缓和经济困难的下下之策。
1978年，越南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水灾，粮食歉收430万吨。于是乎，越南再次绑上战车，穷兵黩武几达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越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妄图一举吞并柬埔寨，却招致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柬埔寨军民的坚决抵抗。从1978年2月起，越南转换战术，采用逐步推进的办法继续对柬实施侵略。
1978年7月8日，越人民军总政治局颁发《关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教育提纲》，以不言自明的“×国”为“敌国”，强调出其不意、主动地“在边界以外”袭击敌人，要准备打持久战，要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同情、支持和帮助。当前要加强侵柬，越军首先必须集中力量来完成紧急的军事任务，争取保卫西南边界战争的胜利。越早越好。
言外之意，下一步再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与此同时，越南当局一面扩大对柬“战果”，扬言“24小时就能占领金边”（越外长阮维贞语），一面加剧中越边境的冲突，狂言“一个兵能对付30个中国兵”。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支持下，有恃无恐，把中国方面的克制和和平愿望视为软弱可欺，越来越肆无忌惮，对中国边境地区的武装侵犯行动不断升级。越南当局沿中越边境集结了大量武装部队，一再侵犯中国领土。他们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埋设地雷，修筑工事，任意开枪开炮，毁我村寨，杀我军民，抢我财物，袭我火车，酿成严重流血事件。仅半年多，越南的武装挑衅就达700余次，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300余人。
进入1979年2月份，越南实施先下手为强战略，开始了变本加厉的武装挑衅活动。
2月8日—12日短短5天里，越军侵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宁明、龙州、靖西、那坡等县和云南省富宁、马关、麻栗坡、河口等县所属边境地区近30次，打死、打伤中方人员34人，其中被越方潜入埋设的地雷炸死者10人、炸伤者10人；被开枪打死者4人、打伤者2人。
2月12日17时零6分和18时30分，昆明铁路管内云南河口到开远的8704次和2992次列车，分别在距河口2.5公里处遭到越南武装部队用步枪和冲锋枪猛烈射击。列车多处中弹，损失严重。该段中国铁路运输受阻，人民生活与旅客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鲜血染红了中越边境，玷污了中越友谊。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已忍无可忍！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向入侵越军发起攻击。参战部队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一举击退了入侵越军。广西边防部队采取南北对进的作战手段，于22日完成了对越南重镇高平之越军的合围。战至25日，攻占了高平。云南边防部队发起进攻后，右翼部队强渡红河。迅速歼灭了对岸守敌，左、右两路达成对老街地区越军的合围，激战至2月20日，歼灭了老街守敌大部，攻占了市区；22日一部夺取了代乃。
尔后，反击作战部队分左右并肩突击向纵深发展，25日云南方向参战部队占领柑糖市和柑糖矿区。27日，广西边防部队分三路向谅山发起攻击。3月4日，反击作战部队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占领了谅山市，控制了市区以南各要点。云南边防部队于2月27日对越军增援部队发起攻击，至3月3日，攻占了沙巴、铺镂、郭参、封土等要点。3月5日，中国边防部队攻占谅山、高平、老街等省城和20多个边境城镇及要点。
正义班师：愿历史不再重演
中国人民热切地关注着中国方面的战况。
备受“十年动乱”破坏的人民解放军默默地担起了10亿人民的重托。
1979年3月4日，我军经过浴血奋战，占领越南首都河内东北部边防重镇——谅山，此间仅距河内130公里，通往河内已无任何险隘。中国正义之师就此打住，没有乘胜进军河内，充分表明了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战的诚意。
3月5日，新华社奉我政府之命发布声明指出：“由于越南侵略者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挑衅，中国边防部队自2月17日起，被迫自卫还击，现在达到预期目的。中国政府宣布，自1979年3月5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中国政府重申，我们不要越南的一寸土地。也绝不允许别人侵犯我国领土。我们要的只是和平和安定的边界。我们正告越南当局，在中国边防部队撤出以后，中国方面保留继续自卫还击的权力。”
然而，中国的正义和诚意并没有换来越方的醒悟和反省。越南已自缚于战车之上，一意孤行，不能自拔。
3月5日，与中国方面发布撤军令的同时，越南发布全国总动员令：要求男性18-45岁，女性18-35岁，符合条件的全部公民，都要参加民兵游击队、民兵自卫队。
其后，越方恶态复萌，再次占领边境上大多数骑线点，公然修筑军事设施，重新燃起了武装冲突的导火索，迫使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自卫反击战争。我边防军先后在云南、广西的法卡山、扣林山、老山等地，多次打退越军的侵犯。
1981年5月5日，广西边防部队对占领法卡山之越南侵略军实施反击。当日收复了法卡山，尔后转入保卫法卡山战斗。5月7日，云南边防部队对侵占扣林山的越军实施了反击，当日收复了扣林山。在此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粉碎越军组织的营以下规模的反扑192次，狠狠打击了越军的嚣张气焰。
1984年4月2日，云南边防部队发起了收复老山、者阴山作战。4月2日至27日，中国边防部队重创入侵老山的越军阵地、指挥所等目标千余处。1984年4月28日、30日、5月15日，中国边防部队先后攻占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至此，全部收复老山地区被越军侵占的中国领土。
从1984年5月中旬起至1989年10月止，中国边防部队在老山地区组织坚守防御，先后粉碎越军7次师团规模的反扑和1700余次的袭扰。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越南当局的侵略扩张气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保卫了中越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992年12月，中越关系终于正常化。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了最后的光辉胜利。
愿历史不再重演。
（参考资料：大风，《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始末》；李昱瑶，《红色警戒：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从兄弟到仇人》；《对越自卫反击战大事记》、《回望对越自卫反击战：被遗忘的边境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