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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南昌起义的历史偶然与必然

1970-01-01 作者: 查看次数:次
导读

 45天,不愿提及的过往

“我们抵达越南战场打的第一枪,就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没几分钟,我带的一个山东兵就死在了距离我不足一米的地方。我这才意识到,这才是战争,是会死人的。”宁波老兵金德荣说。

对越自卫反击战因营救首长获二等功,退伍后因徐戎三村倒楼英勇救人获三等功。但就是这样一位传说中的英雄,每到大年三十都会大病一场,听到鞭炮声就浑身发抖。然后想起,越南潮湿的夜里,自己带的兵掉进全是银钩的陷阱里……太多刻骨铭心的记忆,让他几乎分辨不清,自己待在越南战场上的时间是45天还是45年,甚至更久……

对金德荣来说,“参军”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我父亲就是当兵的,我在军营里长大,小时候的尿布都是军裤做的,所以打小就有军人梦。”原本两年的义务兵,一待就待到了第五个年头。1979年初,在他正打算复员回宁波的当口,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

“部队进入一级战备,不能走了。你要知道,对于我们当兵的来说,保家卫国就是天职。所以我写了血书,主动报名要上前线。”于是,在农历过年氛围渐浓的冬日里,南京军区60军178师533团的300名战士,从常熟出发,坐上了苏州开往广西南宁运货的铁皮火车。

那一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周遭雾气笼罩,夜静得可怕。8点45分,忽听得一声枪响,还没来得及反应,两军战壕间已是火光冲天。金德荣眼睁睁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那一刻,反倒一点也不害怕了,我想,我是要死在越南,回不来了。为国牺牲那也是虽死犹荣。”

直到凌晨5点多,天蒙蒙亮了,枪声才渐渐平息,越军已经撤兵,遍地都是尸骸。“45天里,我这双手掩埋的尸体,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

第一次立功,是在金德荣被调入警卫连的第二天。金德荣负责带队于此侦察敌方指挥所、炮台等方位。一次执行任务途中,他发现了一位穿着军装的中国老人,倒在血泊里,一个劲地抽搐,两个趴在他身上的警卫员已经死了,另一个也倒在距离很远的位置一动不动。

越军依旧火力十足,金德荣当机立断,命令手下的战士上前营救。谁知还没走出几步,士兵就被冷枪击中,一枪毙命。他没有放弃,当即把绑腿解开,在竹竿上打结,拼尽全力将那位老人钩住,拉了下来。十多天后,他才知道,他救下的那个老人是广西独立二师副师长蔡海龙。

在越南,路上最多的除了地雷就是陷阱。陷阱里插满了银钩,一旦掉下去就是穿肠破肚,人即便拉上来也活不了多久。晚上在树林里夜行军的时候,他们不敢打手电,只能每个人在手臂上绑个白毛巾,一个紧盯着一个。“然后,我的兵就掉进去了。那声音惨得不得了,我现在想起来都想哭。他掉下去的时候还没有死,空荡荡的树林里,我听到他一直在喊:班长,救救我!班长,救救我!可我救不了他。”有时实在不忍心看着战友受苦,他们只能给个痛快。再后来,越南人发起毒气战, 213高地一役,咳血死去的战士更是不计其数。金德荣负伤归国。

在金德荣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他当兵时的照片。他从来不看战争片,因为害怕想起当年的尸横遍野;他习惯戴军帽,因为毒气弹让他再也无法长出头发;他最怕过年,因为大年三十总会大病一场,忽冷忽热,听到鞭炮声就害怕得发抖,可明明什么毛病也没有。越南战场上的45天,在此后的很多年里,都成了金德荣不愿再提的过往。

 一位前线护士50小时的生死经历

1964年9月9日,广州军区分别在广西桂县、凭祥成立了762和764野战医院。为了援越抗美,1965年6月6日,762和764医院的医护人员以“工程技术人员”的身份,组成“野战医院第一所”,秘密前往越南战场,驻扎在越南蒙阳的一个森林里,大伙为此给诊所起了个有趣的名字,就叫作“深山密林红色医疗所”。

医疗所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边境收拢伤员,“那时中国在中越边界驻扎了许多军队,除了步兵,还有高炮部队、雷达部队,都是为了防止美军打过来。”女医生谢红光回忆说。首批支援医务兵刚抵达越南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谢医生在这里呆了两年多,也因此获得了抗美援越的嘉奖令。谢医生做梦也没想到,后来她又因为对越作战获得集体二等功的嘉奖。“两份奖品拿在手里心里面不知道啥滋味。”谢医生现在还反复说这事。

1978年,谢医生他们接到命令,不准休假、探亲,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所有军属全部转移到了柳州。那时各种医疗器械都开始做起了准备,谢医生知道要打仗了,现在她还清楚地记得,对越反击战是在1979年2月17日凌晨6点多打响的。“当时762医院离我方高炮阵地直线距离大概一两里路,每天的炮弹把耳朵都震聋了。”

由于伤亡很大,谢红光和另外一名护士,外加一位医生,最多的时候要看管380多名伤员。她当时分在轻伤组,四肢伤残算是轻伤,颅脑伤以及胸腹伤才算重伤。伤员都是当地民工从战场上抢救下来的,他们从战场上下来,第一关就到轻伤组手里。“那时有个大锅炉,一天24小时烧水,伤员一来,除掉衣服就拿水冲。广西的2月份每天都下雨,战士们血啊、水啊、泥啊都混在一起,医疗组的人除了冲洗干净身体,还要清创,能缝合的就缝合,不能缝合的就留存。”

战斗打响前,领导曾对护士们说,几个小时后,就有人来接替,但没想到,由于初期伤亡很大,伤员一车一车地拉下来,谢医生不得不连续工作了50多个小时。“有时候饿了就趁不太忙的时候,拿几个馒头顶一下。虽然医院有食堂,但我们根本就没得时间去吃饭。”50多个小时后,后续部队来了,谢医生睡了一下,“那一觉睡得把我埋了都不知道。”

50多个小时的抢救结束后,谢医生还得继续照顾伤员,只不过后续部队跟上来了,工作稍微轻松了。但紧张的气氛一直没变,尤其是收拢了一些战俘后,时不时传来越南特工前来偷袭的消息,“整个野战医院每个人都提心吊胆的,尤其是太阳下山后,大家都不敢离开医疗所半步。”

那些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战友情谊是很多人难以想象的,现在谢医生经常参加广州战友的聚会。“40年真快啊,有时间真想去看看那片土地,拜祭那些死去的烈士。”谢医生暗暗地叹了口气。

 他娶了牺牲战友的妹妹

谢景秋是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伍老兵,在战场上负过伤,与老乡一同入伍,一起参加战斗,后来,老乡牺牲了,谢景秋便按照彼此生前的约定,赡养老乡的父母,娶了老乡的妹妹,共同侍奉年迈多病的父母,从无怨言。

谢景秋是1978年冬月17日入的伍,那年,刚满18岁。40多天的紧张集训后,谢景秋和老乡肖堂分配到同一个营同一个连同一个班,就驻扎在中越边境广西龙州县金龙公社。那时,越南人已经开始在边界上不断挑事了,部队首长天天讲越南人的忘恩负义、杀害我无辜边民的事情,每一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怒气。以后,每天晚上战士们都会紧张地学习简单的越语,这些毛头小伙子,都隐隐约约感觉到可能要有大事了!

1979年2月16日下午,部队首长安排了最丰盛的牙祭。饭后,首长们开始作战前动员。当时,谢景秋心里几乎感觉不到一丝害怕,大家心里都憋着火呢,加上那个年代,受的全是爱国主义教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像黄继光、邱少云一样,上战场保卫祖国,心里都有一种自豪感和光荣感。

会后,谢景秋和肖堂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肖堂对谢景秋说:“兄弟,我们是老乡,这次上战场,我们都要争取立功,为我们辰溪人争一口气,也给父母争口气。如果我们都能活着回来,将来回到家乡,一定同心合力,为家乡干一番大事。如果都牺牲了,也是为了保家卫国,无怨无悔了,子孙后代,也不会忘记我们。我们都是独子,如果我们其中一个牺牲了,另一个一定要把对方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来赡养!”当时,谢景秋紧紧抓住他的手,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战斗终于打响了。在攻打弄崖时谢景秋负了伤。他是话务兵,正当我军呼叫炮火支援时,敌人的一枚炮弹在他不远处炸响,一块弹片从他颈部划过,当时就血如喷泉。事后,听战友说,是肖堂冒着敌人密密麻麻的枪弹,连滚带爬、连哭带喊地把他背下山来。等谢景秋醒来时,已是五天之后,在广州军区医院了。此后不久,肖堂也牺牲了。

谢景秋伤愈出院后,部队特意批了探亲假。回到湖南辰溪,他马上召集几个战友,连夜赶到肖堂老家三甲塘。肖堂父母见他们来到,忍不住悲从心来。谢景秋拿出肖堂出征前的遗言,和几位战友齐刷刷跪在肖堂父母面前:“伯父伯母,你们莫伤心,肖堂虽然牺牲了,但他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一定把你们当亲生父母对待。”

“当时,肖堂家里那情况,我实在放心不下,正好肖堂姨妈为我和肖堂妹妹做媒,我想,这样挺好,可以把两位老人一直放在身边照顾,亲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谢景秋回忆说。

他的岳父是抗美援朝老兵,就这么一根独苗苗。肖堂当兵时,岳母死活不同意,岳父一锤定音:“男子汉,保家卫国是本分,你拦他干吗?”岳母这才放手。肖堂牺牲后,他岳母几乎精神崩溃了。

 老兵董贵生的一生承诺

1984年4月30日,对越自卫反击战者阴山战役打响。战斗之前,董贵生和战友们相互开玩笑:“活着的人要替阵亡战友尽孝父母。”战后,董贵生活了下来。几十年来,他一直践行着这句诺言。

1984年,董贵生立下军令状,保证完成送达通知并安抚家属的任务。他和指导员一起出发,身上带着84封阵亡通知书。这些阵亡通知书承载了84位战友英灵的嘱托。

对越自卫反击战者阴山战役打响的前一个晚上,战士们写下承诺:活下来的人负责照顾牺牲战友的家人。这张承诺书在战士们手里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那场战斗十分惨烈,刚刚发起冲锋,20岁的战士杨模山中弹身亡。20分钟后,赵秋勇也倒在敌人的扫射下。

强忍着悲痛的董贵生开始执行任务。董贵生走进杨模山家,杨模山的父母正在切猪草。他走过去说:“叔叔阿姨,你们是英雄爸爸,英雄妈妈,你们养育了一个英雄的儿子。”夫妻俩并没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只见他从包里掏出阵亡通知书、抚恤金和粮油票摆在桌子上,又拿出装有杨模山遗物的军挎包。杨妈妈还愣在那里,杨爸爸明白了,对老伴说,儿子已经牺牲了。杨妈妈突然扬起手里的菜刀,冲向董贵生,一边追一边喊:“我不要这些东西,你还我儿子,还我儿子!”董贵生反思,自己猛地把噩耗和盘托出,实在太过残忍。怎样最大程度减轻家属的痛苦,成了董贵生最关心的问题。

后来,董贵生在每个牺牲战友的家里,平均要呆上三五天,最长的呆过一个礼拜,给烈属们一些缓冲的时间。随着交流的深入,家属慢慢就能预感到儿子已经牺牲。董贵生总是细心地观察,等他认为家属做好了直面现实的心理准备,才将阵亡通知书拿出来,直到确信他们情绪已经比较稳定,才找准时机偷偷从这家“逃跑”出来。

董贵生送完84封阵亡通知书,用了将近9个月的时间。董贵生给每一家的父母都说了这样的话:“爸爸妈妈,不要难过。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儿子,我会给你们养老送终的。”

1985年退伍回乡,作为“80年代最可爱的人”,上过越战前线的战斗英雄,凯旋的董贵生和战友们四处做巡回报告,迎接他们的是鲜花和掌声,还有姑娘们热烈的眼神。他始终忘不了那段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日子,时常怀念那些长眠麻栗坡的战友们。

董贵生下定决心,辞职开了一家小小的农家乐。生活不易,但逢年过节董贵生都要去看望牺牲战友的父母,清明前后,还要带几位老人长途跋涉到云南文山州的麻栗坡烈士陵园祭扫亲人。去一趟麻栗坡,来回就得花万把块钱。辛辛苦苦开农家乐,却把赚到的钱大部分花在阵亡战友父母身上,妻子并不明白丈夫为什么要这样做。

董贵生把农家乐布置成当年连队驻扎的样子,也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把被子叠成部队的豆腐块,正步走得有模有样。在听涛园休闲庄,每天四次的冲锋号一响,董贵生就会踢着正步走到灵位前,给阵亡战友行军礼。

2013年底,董贵生的事迹进入公众视线,人们这才发现有这样一个退伍军人,用27年的时间默默践行着自己当年的承诺。一些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开始联系他,希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烈士杨模山的母亲,就是当年拿菜刀追在董贵生后面砍的那个人,如今和他非常亲近。老人说,董贵生就和亲儿子一样,对她非常好。董贵生说,当年那场战争让他失去了那么多的战友,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对自己而言,无怨无悔。



(参考资料:龚晶晶,《45天,像是45年:一位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的战场回忆》;谢景秋、雷小平,《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保家卫国,无怨无悔》;一春,《一个前线护士50个小时的生死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