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面子
1709年，出于风水上的考虑，康熙决定在畅春园以北不远处兴建一座新的宫苑，这座宫苑被命名为圆明园，不久后赐给了皇四子胤禛。雍正继统之后，圆明园取代畅春园成为皇帝的常居之所，因而开始了扩建，用以“避喧听政”。
乾隆皇帝继续以圆明园为最主要的帝王宫苑，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对扩充园子的规模极为热衷，除完成圆明园四十主景外，还修建了许多新的殿阁亭榭，并将园林继续东扩(1749年)，营建了完全以游乐为主的长春园。乾隆对江南的喜爱使得他经常要求园林的设计者尽可能地仿制江南园林，如依照南京瞻园的样式建造的如园，仿杭州石园别墅建造的“小有天”以及位于长春园东北角的著名的狮子林。
此时，正是大清帝国如日中天的时期。经过一百余年的休养生息，清帝国开始展现出唐宋之后的又一个盛世景象。在国库中，每年库存的白银就有6000万两以上。而且，帝国各处的大臣和商人们贡献的资金，以及世界各地送来的奇珍异宝，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北京，堆积到这座皇帝最宠爱的园子。
圆明园的重心名为“九洲清晏”，其九岛环列无非是“禹贡”九洲，象征国家的统一，政权集中。东面的福海象征东海，西北角上全园最高土山名叫“紫碧山房”，从所处方位与紫、碧为名的含义，就是代表昆仑山。整个园林无异是宇宙范围的缩影。“圆明园”——这座万园之园，恰如一颗最耀眼的明珠闪耀在帝国的王冠之上，它是盛世的象征，也是帝国的荣耀。
在长春园的北端，一片曲尺形的狭长地带上，他让一群传教士设计建造了统称西洋楼的西式建筑群，这片占地长约750米，宽约70米的宫殿和园林，面积只占整个长春园的一小部分，然而今天人们脑海中关于圆明园的图腾般的印象，却来自这里。
圆明园中的“西洋楼”开建，法国人郎世宁、王至诚、蒋友仁共同绘制完成了图样，交由中国工匠施工。中国的皇帝以宽大的胸怀，吸纳了全中国的能工巧匠以及远道而来的西洋技师，而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们,也希望通过艺术和科技的成就来影响皇帝。
从表面上看，老大的中华帝国与新兴的欧洲列强，本来有机会在这个时段交会。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双方的一厢情愿。皇帝们向西方所要的，只是王冠上的一颗异国情调的饰物。帝王的好奇只是一种游戏，而普遍的学习和开放则事关尊严。
1793年9月14日，已届垂暮的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戛尔尼勋爵希望能说服大清皇帝通商，并在北京派驻使节。但是,英国方面苦心挑选的代表欧洲最先进的科技和英国最精致的手工艺的厚礼，让自大的皇帝感到“远人”的强大。据说乾隆态度改变，最终拒绝了英使的请求，是因为英国国王的礼品单太厚了，“夺走了乾隆的优越感”。
家仇国恨
凡是看过圆明园被焚景象的人，都对那一幕终身不忘。英军的吴士礼中校在他的战地日记中描述了那浓烟蔽日的情景：“尽管都城与圆明园相距甚远，但浓烟带来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落在大街小巷，无声地诉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
恭亲王奕和一批中国官员在一起，在一座小山丘上看到了浓烟从圆明园的上空四处飘散，当得知圆明园几乎已被全面破坏时，他悲痛不已，其他所有在场的人也都伤心地哭了。随后，恭亲王把情况报告给正在热河避难的咸丰皇帝：“臣等登高瞭望，见火光至今未息，痛心惨目，所不忍言!”咸丰阅毕，批了四个字：“曷胜愤怒!”不久后，他在郁郁寡欢中死去。
1860年的慈禧太后还是一名年轻妇人。学者林语堂认为，正是这一场变故，让慈禧太后终生对西方人异常痛恨。1869年，深受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知道她一直想回到圆明园，就授意御史德泰奏请重修圆明园。因为工程耗费极大，安德海又指示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此议一出，便遭到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之役的奕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此举将“动摇邦本”。德泰、贵祥被革职发配到黑龙江为奴，修园的动议被搁置。
在咸丰之后继位的同治皇帝对修复圆明园也一直念念不忘。1873年11月17日，同治皇帝“亲政”才半年，就下达了修园上谕。在奕、李鸿章等人反对下，修园工程再一次不了了之。
被焚17年后的1877年，旅行家和摄影家汤姆逊在他出版的一本书中，写到不再修复的圆明园呈现出的残败景象：“我们一走进圆明园，一大片荒凉破败的废墟就映入眼帘。昔日装点着中国最壮丽景观的一块块大理石，一座座雕塑，如今倒卧在荒草丛中，瓦砾堆上。”
这片废墟和流离国外的皇室珍宝，成了国人吊古伤怀之地。1871年的晚春，学者兼诗人王运和朋友一起凭吊了圆明园、清漪园等残迹。后来他的《圆明园词》中写到，呈现在他面前的荒残景象让他想到国运的艰危与“中兴”的艰难。徐树钧在为《圆明园词》作序时则说，他每次看到圆明园的废墟，就“恻然不敢过也”。
不仅仅是王运，当更多的社会精英逐渐走出国门，看到西方博物馆中一批一批圆明园文物时，触动了对国难国运的伤痛及反思。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在巴黎的东方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玉玺，他对这次邂逅印象深刻，特地记在了日记里。而康有为在游历法国时，先后在两个博物馆看到大量来自圆明园和紫禁城的珍宝，康有为“睹玺凄然”,很自然地，他把圆明园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
1903年,梁启超也在纽约博物院看到了圆明园里的钟表、玉雕、金雕、瓷器等数百件物品,感到非常“汗颜”。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圆明园文物的流失，让梁启超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之所以遭此国难而无人深省的缘由，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只知将国与家并列，而不知将国与民并提。因此当发生国难时，民众只当成是皇帝的家事，而并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还权于民。
正是在这些知识精英的大力鼓吹下，一股推动民权，关心国运的风潮开始兴起。圆明园被纳入“国家之耻”的视野之中。而在民权之风日炽的时代大潮中，越来越多的人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抒发对圆明园的感伤之情。
文化的苏醒
如果说是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唤起了中国国民对圆明园的精神关切之情的话，那么，以他的儿子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会，则是从中国传统建筑的领域，一点一滴地去复原圆明园的实体记忆，试图使圆明园重新进入公众的记忆。
1931年3月21日,北平中山公园内人头攒动。一次名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的活动引来了各界人士的关注目光,不少政府官员、文化名流、收藏家、考古专家也纷纷到来。《大公报》等主流报章也在当日的显著版面报道了这一文化事件。
梁思成等人在讲述他们的展览旨趣时，再一次为圆明园的焚毁感到痛惜。“万园之园,毁于一朝,可胜慨哉!咸丰十年至今,倏忽七十有一年,圆明园遗迹之残毁,与日俱甚。光宣之际,尚可窥见梗概,鼎革以后,即此劫后残余,而亦荡为灰烬。”他们认为，圆明园毁于西方野蛮的破坏行为，是中国文化上一大损失，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当永远铭记这一惨痛时刻。
“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展览”开展后，当那些满怀新奇的游人们步入中山公园水榭时，彻底为眼前的展品所吸引了。作为普通百姓，他们从未想过有如此之多的残砖断瓦可以登堂入室进行展出，更没有注意过在金石字画之外，中华文明还有如此之多可以展示的闪光之处，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密码已经使他们深深折服。
此次展出特别张贴了历史学家向达先生的论文《圆明园蒙劫七十年述闻》，这位正值而立之年的年轻人，文章言辞激昂而又不失沉稳。在阐述了兴建圆明园的全部经过，以及回顾了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全过程后，不无愤慨。
就在中山公园圆明园文物展过后的六个月，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知识分子们掀起了一场影响不小的“国学研究热”。圆明园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为激发国人民族意气的有效意象。1934年，清华大学的美籍历史教授麻伦出版了一本关于圆明园和中国的书，书中记录了大量当时年轻人的声音。1937年，当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大量关于圆明园的文章和传单被印发给公众，号召人们奋起反抗侵略。
1860年的痛苦记忆，至此已完全地从皇族的“家仇”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国恨”。“圆明园的废墟就这样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个有力象征，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即已如此”。法国作者伯纳·布立赛在他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中写道。
一度被忽略的“封建残余”
1968年春天，31岁的杨振铎从海淀区绿化队调到圆明园苗圃做班长。在杨振铎的印象里，1968年的圆明园到处都是这种林荫小道，“经常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地方了，生产队走马车的路就是大路。树林下是野草，有水的地方都让农民种了水稻。”
经历过晚清和民国时期对遗址内残存木料和石料的拆运，当解放军在1948年进入这里时，圆明园更像是京郊一片普通的农地：6个生产队的农民散落在二三十个小居住点里。往日皇家的尊严和荣耀早就被人们遗忘，合卫城、大水法这些名称被胡萝卜地、西大地代替。
新中国定都北京后，许多从解放区迁京的单位便看好了这片上风上水的“宝地”。据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梁思成后来向吴良镛转述，周恩来曾对他讲了如下意思的话：圆明园要保留，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将来有条件时可以恢复。根据这个指示，北京市政府发出“圆明园一砖一石不准动”的命令。1953年初，植物园也请求在圆明园遗址开辟印亩育苗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明确表示不得占用。
后来，中央党校又拟在圆明园选址修建校舍。周恩来知道后立即予以制止，并对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副校长杨献珍讲了一段著名的话：“圆明园这地方，总有一天会整理出来供国人参观的，国耻勿忘，圆明园遗址是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课堂。”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及圆明园遗址的意义。
60年代初，为了克服自然灾害，圆明园遗址历年植树和土地一度交由当地生产大队使用。几年后开始农业“学大寨”，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打着“学大寨”的旗号继续破坏遗址。有人还说“圆明园遗址就是封建残余的标志”。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直从事3D再造圆明园工作的郭黛姮研究发现，圆明园的建筑虽然在晚清时期全部被毁，但大部分山形在1933年至1965年间变化不大。但是1965年后，园内面貌大变。变化最大的是洞天深处景区，到21世纪初已全部消失。另有山峰被全部削平，前后高差超过4米。水系同样在1965年后出现了较大变化：除几处大的水面外，河道完全消失、局部填平。
那时除了西洋楼遗址还有一些石刻外，其他遗址已无法分辨。这些石头一直是外界关注的东西。1969年，中央下达“一号战备令”，很多人便跑到圆明园拆运石头，“不少石料又被人们一车接一车地拉走。”杨振铎说。
到80年代初，圆明园遗址范围内有各类单位十余个。到这时，圆明园只寥寥地呈现在学生读书的课本里和教书先生的黑板上，社会上仍不了解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废墟，更没有意识到它蕴含的特殊意义。
1980年，一个外商想投资圆明园进行开发。为了给政府提供决策建议，当年8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圆明园罹劫120周年学术讨论会。与会者一致提出要对圆明园遗址进行保护、整修。很快，有当时几乎所有社会知名人士签名的《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面世。
这场浩大的签名活动引起了1860年以来中国人对于圆明园最广泛的一次讨论。而1983年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也让人们对圆明园的悲剧历史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单位发现，作为被侵略的历史遗留物，圆明园遗址有着巨大的爱国主义涵义。圆明园由京北一处差点被彻底夷平的普通古代废墟，一跃成为整个国家苦难历史的象征。
圆明园祭：历史不能遗忘
“万园之园”圆明园的所有荣耀在火光中逐渐成为一个王朝的背影，而惟有残垣断壁，才是追思与回忆的寄托。
法国大文豪雨果在其后针对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暴行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圆明园是由两个150年建立起来的形象。第一个150年，它尽享风光，用世界上任何语言赞赏它也不过分；而第二个150年，与之彻底反向，把一个民族的苦难与耻辱写得清清楚楚，读之五味杂陈。圆明园给今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的废墟，它曾长久地默默地矗立在原址，替国人承受着难以诉说的苦难。
历史学家、《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的作者汪荣祖曾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任教，他表示，自己在国外时接触的西方学者，往往只把圆明园作为1860年战争的一个小插曲。但作为中国人，他深知这个被烧毁的园林在中国的象征意义。他赞同这样的说法：除了作为一个爱国的教育基地，圆明园和它背后的历史，应该给我们更多反思。
汪荣祖认为，圆明园的悲剧深层原因是两种体制的冲突。中国到了19世纪还是一个旧的帝国，可是西方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经过1000年的时间，已经变成所谓的现代国家。这是两种不同的体制的冲突。其次，就是中国的国力不如人，中国被打败之后，被迫放弃原有的体制，而加入所谓现代国家的行列。1860年圆明园被毁，第二年就是中国自强运动的开始。在这之后，就有了同文馆、总理衙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变化。
法国历史学家、《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作者伯纳·布立赛曾在书中提到，导致圆明园被毁悲剧的是“两种傲慢的冲突，两种优越感的冲突。双重蔑视源自相互误解。一方是厚颜无耻的殖民帝国主义，一方是极端透顶的民族中心主义”。 布立赛说，“关于圆明园的记忆应该永远保存下去。”他引用了两句英国的谚语：“我们可以宽恕，但是不能遗忘。”
圆明园是否复建？专家学者中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是“废墟派”，主张保持原貌、反映历史沧桑；另一方是“复建派”，认为圆明园应该通过复建重新展现盛时的辉煌。对于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几年前就曾专门撰写文章，呼吁更高层级的有关部门重视圆明园遗址公园建设，将其列为一项国家级文化工程。
160年后的今天，圆明园的那场大火似乎并未熄灭，“圆明园浩劫”其实依然在拷问着我们：“圆明园浩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固守国门、回避世界当然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但反思国耻的形成或许更加重要——因为反思最大的现实意义就是避免悲剧重演。
（参考资料：何书彬、王磊石，《圆明园150年家仇与国耻》；柴如瑾，《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圆明园》；顾维华，《我们真的走出了圆明园的阴影？》；胡孝文，《圆明园:不该发生的悲剧》；葛江涛，《圆明园的当代遭遇》；马未都，《圆明园祭》；张伟，《圆明园罹难150周年:可以宽恕,但不能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