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严“禁渔令”出台
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属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在都昌，县辖24个乡镇中，21个沿湖，湖岸线绵延185公里，涉及鄱阳湖1/3的水域。总人口83万中，1万多是渔民。对终日“以船为家，以水为生”的渔民而言，水就是他们的“土地”。
渔民对禁渔并不陌生。从2002年起，在春季繁殖季节，为了让亲鱼顺利产卵、保护幼鱼长大，国家在长江流域开始试行春季禁渔，为期三个月，从每年的4月1日开始，持续到6月30日。
但专家们发现，鱼在4～6月排卵之前，会在3月大规模怀卵。而渔民出于禁渔前“能多捞就多捞”的心理，在3月的捕捞会达到一个高峰，反而不利于鱼的繁殖。因此，从2016年开始，禁渔期提前一个月，从每年的3月1日开始，延续四个月。
2019年1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三部委联合印发了《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对十年禁渔给出了明确时间表：2019年底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区要完成全面禁捕，停止所有生产性捕捞；2020年底以前，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要实现全面禁捕。
目前，我国共有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指出，长江流域全面禁捕工作将分步骤实施，率先启动的是水生生物保护区，其后将是长江干流、重要支流以及大型通江湖泊。
根据《实施方案》，禁捕范围包括青海、云南、四川、贵州、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和上海14省市，纵贯长江上中下游，除青海、甘肃、陕西、河南4个省没有需要退捕的合法渔船，其余10省市涉及退捕合法持证渔船11万多艘，渔民约28万人。长江办主任马毅指出，除此之外，对一些地方认定的重点水域，还可以有自主权扩大禁捕区。
在江西，时间表被提前。根据2019年9月发布的《江西省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实施方案》，决定将长江干流江西段的禁捕，与全省水生生物保护区禁捕时间同步，提前一年，都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禁捕。
和其他沿江省份不同，江西还拥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禁捕水域在全长江流域占比超30%，禁捕工作面广、量大、难度不小。在鄱阳湖区，共有14个重点禁捕退捕县，含传统渔村300多个、渔民1.95万户、超10万人。
都昌县，被划为了水生生物省级自然保护区。按计划，要在年底前完成所有退捕工作。詹定林所在的水产大队，共有500多户，近4000人，90%都是渔民。村支部书记在村委会上宣讲政策，这次要全面禁湖，大家积极转产上岸，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和村里反映。但只有20多个人参会，和以往的很多次村会议一样，出席的人数寥寥。
2019年12月27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农村部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以下称《通告》），长江十年禁渔计划从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通告》要求，自2020年1月1日0时起，长江流域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除上述保护区外，长江干流、重要支流和大型通江湖泊最迟自2021年1月1日0时起实行暂定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
《通告》的发布也意味着，上至长江源头的青海，下到入海口的江蘇和上海，长江流域10多个省市的渔民生活将发生改变。
滥捕之下，长江无鱼
《通告》要求的禁渔期长达十年，这也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禁渔令”。为什么长江需要十年禁渔？著名鱼类学家、中科院院士曹文宣曾为“长江全面禁渔”呼吁多年，他指出，由于严重的滥捕行径，“长江渔业资源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无论湖泊还是江面，都能布这种‘迷魂阵’，上世纪90年代，有人一网就能拉上500斤鱼，一天能挣近千元，现在连10斤都捕不到了。”曾经当了20多年渔民的重庆市江津人赵泽伦介绍，渔民绝非只有“迷魂阵”这样的捕捞办法，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手段层出不穷。
赵泽伦回忆说，大约从1996年开始，长江捕鱼的渔获进入了巅峰时期，“那时候各种机械化捕捞工具都进入到了江里，一天捕上百斤鱼可以说轻轻松松，长江里的鱼，就像怎么捕都捕不完一样。”随后赵泽伦发现，陆续有人使用非法手段捕鱼，“比如拉几百米长的‘绝户网’，大鱼小鱼一网打尽。”变化出现在2000年左右。这一年开始，赵泽伦发现，捕上来的鱼有了明显变化，“个头越来越小，数量越来越少。”
正如赵泽伦所想，滥捕之下，长江无鱼。有研究表明，多年来的高强度开发、粗放式利用让长江不堪重负，流域生态功能退化，珍稀特有鱼类大幅衰减，位于长江生物链顶层的珍稀物种——中华鲟、长江江豚岌岌可危，经济鱼类资源濒临枯竭。
对于许多渔民们来说，记忆中的好年岁，是上世纪80年代的“黄金十年”，渔民从困苦的六七十年代，进入全国经济开始腾飞的改革开放初期，工具的改进让捕鱼的效率提高了不止一倍。渔民不再手摇划桨和人工收网，各种马力的机帆船穿行于鄱阳湖的水域间，捕捞用柴油机也代替了人工推绞车起网，大型连网开始普及。
鱼好打，也好卖。上世纪90年代初，渔民的生活比种地农民要富裕得多，旺季时，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元。但“黄金十年”太短暂了，变化来得太快。以1992年上海浦东开发为标志，长江沿岸城市的平地高楼起，越盖越高。上游的林地、草地面积则明显减少，中下游湖泊、湿地大面积萎缩。
与“长江大开发”相伴的，是采砂泛滥。尤其在20世纪的头十年，长江主河道采砂行为于 2000 年被全面禁止后，鄱阳湖很快成为世界上开采量最大的采砂点。采砂看上去对渔民的影响不大，实际上给湖泊带来了灾难。采砂使通江河道的过水断面扩大，加快了湖水注入长江的速度，使枯水期提前、延长，打鱼周期被大大缩短。
鱼越来越不好打了，渔民开始想办法，从上世纪90年代起，家家都开始用电网。渔民并非不知道，电网捕鱼对鱼不好，但不用电网就打不到鱼。渔民用普通渔网，一年中有半年打鱼，只能赚十万元，而用电网捕鱼，两个月就能赚到二三十万元。
每到深夜，绑着电极的线杆从船头伸入水中，这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捕捞方式。一张电网下去，大小鱼全死光，没捞起来的也死在湖底，少数存活下来，性腺发育也受损，繁殖能力基本丧失。高压电流下，虾、贝壳、藻、浮游生物也大量死亡，整个水域的生态平衡被破坏。
禁渔难题：28万渔民上岸安家
实际上，早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赵进东就曾提交提案，建议长江流域全面禁渔，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赵进东认为，长江捕捞渔业产量不足中国淡水渔业产量的1%，捕捞渔业退出长江及大型湖泊，不会影响我国渔业的发展，却能让长江渔业资源得以恢复。
农业农村部在给赵进东的答复中承认，“长江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正在制定长江渔民退出补偿机制，引导渔民逐步退出天然捕捞。
“多年前中央已经意识到了问题，为何《通告》去年底才发布？”相关人士介绍，如何让退捕渔民再就业，是禁渔工作最大的难题之一。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共涉及合法持证渔船11.3万多艘，渔民近28万人。虽已决定长江十年禁渔，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需为这些渔民转岗就业寻找出路。
有学者指出，长江生态恶化导致生产力极速降低，渔民的收获一年不如一年。想要生存，难免有渔民使用炸鱼、毒鱼等歪招，导致生态加速恶化，形成恶性循环。渔民们靠渔业本就难以生存，“最严禁渔令”一下，长江流域各地方政府将会出台积极政策帮助渔民走出日薄西山的行业，找寻另外的谋生之道。
2021年1月1日，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即“一江、两湖、七河”）等水域将实行十年禁捕。洞庭湖边的岳阳县3888名渔民上岸已近1年，但渔民们仍需时间调整心态，适应新生活。
很长时间，渔民过着以船为家的生活，他们大多拥有3类船只：生活用的坐船、打鱼的生产用船和往返水陆的行船，它们是渔民的重要家当。退捕上岸的第一步便是回收船只渔具，并给予渔民补偿。
渔民柳祚雄共拿到了14万元的补偿款：“买来的时候，（价格）差不多50万左右。”回收时，渔民们多少有些心疼，可上岸已经板上钉钉，船只渔具也无处存放，渔民们也多认账。
渔船按市场交易价而非造价回收，由第三方公司按大小、新旧、装修等进行残值评估，岳阳县退捕办副主任何辉介绍，不同于岸上房子会升值，渔民的住家船大概按三到四折价格回收，铁皮船因折旧率低，基本按八到九折价格补偿。
得益于早年的渔民安居工程和近年渔民收入的提高，岳阳县90%的渔民有了住房，这缓解了此次上岸的住房安置压力。但渔民仍有住房方面的诉求，据何辉介绍，还有446名无房渔民租房住。尽管政府发放了为期1年的租赁补贴，也将按易地扶贫搬迁标准，每人发放5.7万元的建房补助，但最大的难处是没有宅基地。
岳阳县麻塘办事处协助退捕工作的张强介绍，2009年和2015年，麻塘为解决渔民住房问题，由政府出资调整了10亩集体建设用地，无偿给渔民提供宅基地，43户121位无田无土的持证渔民集中买房安了家。如今仍有27户没有自己的房子。
12月1日晚上，麻塘镇渔民新村里，亮着灯的人家不到四分之一。附近的渔民说，年轻点的都外出打工去了，留下的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截至11月底，尽管岳阳县有89名渔民转行水产养殖，22人加入远洋捕捞队，41人当上护渔员，112名困难渔民纳入低保，但退捕渔民的再就业仍然存在现实困难。
岸上养殖或内湖捕捞，和下湖打鱼最接近。在麻塘，有4户渔民就近承包120亩池塘养鱼虾，但张强介绍，因为土地政策，规模很难扩大。据介绍，退捕渔民年龄普遍偏大，多有风湿、血吸虫等职业病，难以适应高强度固定时间的工作；文化水平低，又没有其他技能，只能打零工，工资也低于打鱼时月平均七八千的水平。
退捕渔民艰难的上岸之路
天未亮时，詹杨林喜欢一个人到停船的码头转转。早在2020年9月，还是打鱼的旺季，他就把船停在了都昌印山码头附近的一个内湾。鄱阳湖去年遭遇大旱，刚入秋，内湾和湖之间已经露出了滩涂和草洲，他们已经提前上岸。
和其他渔民相比，詹杨林算是个活络的人。他旺季的时候打鱼，禁渔期就开车、卖保险，做各种副业，每个月能赚几千元。但在都昌，像他这样的渔民并不多。尤其是70后渔民，年纪在45岁上下，打了一辈子鱼，没有别的技能，不愿出去打工。
其实，渔民也知道，打鱼不是长久之计，他们都不愿自己的孩子继续打鱼。但对渔民而言，即便是有心转产，难度也很大。
渔民上岸的第一步——建档立卡、摸清底数，据此下发补贴。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处长王元宝指出，建档立卡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渔民身份复杂，审核他们的身份，需要多部门联合比对，比如户口和社保需要找民政部门，土地情况需要上土地信息系统查询，费时费力。
2019年3月，应农业农村部的要求，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组成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专题调研组”来到湖南省洞庭湖区湘阴县和汉寿县开展调研，他们也发现，补贴对象的认定很难。在现实捕捞生产中，渔民的组成情况非常复杂，既有长期以捕捞为生的专业渔民，又有既打鱼又打工、务农的兼业渔民;专业和兼业渔民中，既有持证的，也有无证从事捕捞作业的渔民;在持证渔民中，还存在一本捕捞证带多户的渔民群体；在无证渔民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超龄无法办证，但还在从事捕捞作业的60～70岁的渔民。
都昌县渔政局干部詹定鹂指出，对有证渔民以外的各种渔民群体，是否要纳入补贴政策，这个度很难把握。如果纳入，又需要很大一笔资金投入。
对于这次退捕的资金安排，今年初，多部委联合印发的《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要求：退捕渔民临时生活补助、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工作所需资金，主要由各地结合现有政策资金渠道解决。同时，中央财政采取一次性补助与过渡期补助相结合的方式对禁捕工作给予适当支持。
退捕的掣肘，仍然在钱。这次退捕涉及10省（区、市）的近30万渔民和11万条船。很多退捕区地处贫困县，地方财政要挤出这一大笔钱，用来回购船、渔具和发放过渡性补贴，非常困难。
为推进禁捕退捕工作，湖南省一次性拿出4亿元，根据各地退捕任务的轻重，直接配套到基层。以益阳市资阳区为例，经测算，平均每户船舶补偿2万元、每户过渡性生活补偿1.5万元、回购捕捞证2000元、提前退出奖励1500元，每户社保补贴7.2万元，每户共计退捕补偿11.05万元。此外，按湖南的标准，上岸渔民每户每月可以领到200元的补助，持续两年。但在渔民们看来，这样的标准太低、补偿时间太短，很难保障生活，至少应该按照渔户家庭实际人口补偿过渡费。
岳阳县退捕办也在想办法出台一些力所能及的政策，招到一个渔民，奖励工厂1000元钱，也已经跟县里面建议，参照贫困户子弟每学期500～1000元的补助，出台政策，让渔民学龄子女也可以享受，300多渔民子弟，一年大概是60多万元等等。
长江办主任马毅指对渔民的心态很了解，他们对转产后工作的要求是，挣钱多、投入少，还要省力。因此，在退出诉求上，会出现很多渔民不合理要价的现象，“政府要是百分之百满足他们的需求，禁渔根本做不成。”
但他也提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批渔民作出了牺牲，所以政府不能只考虑让他们退出，还要重点聚焦在就业创业帮扶上，退捕工作要坚持的总体原则是：退得出，稳得住，也就是“不重返江湖”。还要过得好，也就是能就业，有钱赚。
（参考资料：施晶晶，《长江渔民上岸调查》；韩超，《退捕渔民的“岸上生活”》；贺诗，《长江流域28万渔民过得怎么样》；霍思伊，《长江最后的渔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