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城市空间”
城中村这个空间，可以说是一种由村集体或村民提供的非政府城市空间。因为《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城市土地均为国有，而城中村土地则是一种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是法定意义上的城市土地，却因为身处城市，而拥有了城市土地的功能。
既然城中村缺少城市土地的法律地位，也就缺乏了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它的成本要比其他城市土地要低很多，对于外来人口来说就是一处获取成本较低的空间，人的居住、生产等等离不开空间，正规政府土地所提供的空间成本太高，那么人们就会迁移到城中村这种非正规土地空间上。
这里的低成本不光体现在地价上，也包括城中村内部物价、公共服务、住房供给的成本。低成本完全适应了城市新移民，尤其是农民工低收入的特点，所以，城中村会有大量人口聚居，以至于外来和本地人口可以达到10:1的高比例。
城市有了城中村的存在，就会为城市提供一种获取和使用成本低的空间，许多住房、公共服务不需要由政府提供，而是由城中村村集体或村民来提供，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大大缓解了压力；而另一方面，城中村的低成本，也使得一无所有的新移民能够在城市中立足下来。此外，城中村保留的农村聚落格局、人际网络也让新移民可以在真正融入城市之前有一个心理上的过渡，城中村成了一个新移民、农民工入城的踏板。
城中村也被许多人誉为城市中的“毒瘤”，不光建设落后，而且藏污纳垢，成为城市中黑暗的角落。不过许多学者和城市管理者也发现城中村亦成为外来人口在城市中能够得到的一个能够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却成本低廉的居住、生产空间。城中村本身是矛盾的，只是我们总是被偏见牵着，只看到了其脏乱之矛，忽视了其包容之盾。
城中村及其城市空间供给、服务提供与正规的城市土地空间供给、公共服务提供形成了明显的二元体制，对于城市发展中公共服务提供的缺失起到了一个弥补的作用，对于城市发展也是拥有一定意义的。
城中村的南北差异
城中村是村，却蜗居城中。广东、福建的农村拥有极强的宗族势力，在面对地方政府时有着很大的博弈能力，这使得广东、福建的许多城市中，城中村难以被拆除，成为当地城市中重要的生产-生活空间供给者。
比方在深圳，此前总共有200多个城中村，成为深圳外来人口的主要聚居地，这些城中村集体成了城市土地供应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大量的居民拥入以及周边城市的发展势必导致城中村的地价水涨船高。
当年罗湖的渔民村拆出了20亿的天价，已经让深圳市政府感到压力不小，尔后的岗厦村拆迁则又拆出了好几位亿万富翁。深圳市政府发现，与其拆除，不如改造，一方面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让社会力量（也就是村集体）解决了外来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皇岗村、田面村等的改造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城中村的原有风貌，改善了居住环境，也算是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一种妥协了。
在北方，地段好的城中村一般会被政府强势拆迁，而留下的城中村往往并没有很好的区位优势，地价难以抬升，也使得当地的村民缺乏加建的动力，而外来拥入的人口也较少。所以，总体来说北方的城中村普遍没有较高的楼层与高密度的人口。相应的产业发展也不如南方那样丰富多样。
产生对比的是，在广州、深圳的城中村内高楼林立，很多农民加盖了十几层的楼房，村内拥有各种店铺、小型加工厂。快餐、美甲、便利店等现代化商业聚集，甚至形成了商业街、商业广场等形态，夜生活也极为发达；而北方的城中村则主要是居住，白天、晚上都较为萧条，产业以废品回收、加工修理等为主，辅以简单的餐饮、理发等居民服务，商业氛围远远不如深圳、广州等城市。
这一方面与气候有关，另一方面主要也和两地城中村在城市空间（土地资源）供应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有关。
城中村最多的一线城市
广州有138个城中村，而且相比北上深正在消逝的城中村，广州的城中村显得相当有生命力。
统计数据显示，1980年广州的建成区面积为136平方公里，到2018年城市建成区总面积为1300.01平方公里，不到40年的十年（时间）城区面积扩大了将近10倍。随着城市用地的扩展，越来越多原在市郊的村庄被吞并进城市用地，出现了独特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
时代决定了人们的命运，居住在城中村的人被迫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首先在经济上，寸土寸金的大城市是不会给农用地留出土地空间的，所以，这些人必须转变生产方式，从农民转向第二、三产业。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州对人力资源有着巨量的需求，这些失去土地的新住民们大部分进了制造业流水线工厂，其余的被吸纳进羊城的各行各业。
比如著名的三元里村，农业几乎已经在这里完全消失，工业也只占总产值的不到10%，这一地区90%以上的经济是由第三产业贡献的。目前村里有十余家商务大酒店，还有电器城、日化用品市场、汽配、数码等多个综合批发市场，早就看不到了其他地区农村的样貌。
三元里村只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很多城中村早已没有了农业，反而二三产业在这里蓬勃发展，也许在某一个城中村的小巷子里，就藏着一个服装制造作坊。
随着城市的发展，公共设施和市容市貌建设不断完善，城中村“村”的特点逐渐在外表上泯灭。城市用地逐渐精细化、一块块绿地、一条条道路像楔子一样楔入了城中村与城市的边界，同样城中村自身也在向边缘地带扩张，在扩张的过程中逐渐规范化，符合城市的条理。这就导致了城市用地和城中村犬牙交错，边界逐渐变得模糊。
在外表上看，广州城中村已经很好地融入进了城市。一方面广州城中村大多没有围墙，与规划建成区很多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有着规范的商业门店，早早完成了路面硬化，水电、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完善。
另一方面，和北方的部分城中村相比，广州城中村的建筑多以4层以上的楼房为主。在寸土寸金的岭南大城市，为了争取更多生活空间，房屋都在向上生长。如果不看开窗即可握手的楼间距、严重不足的采光，以及曲折狭窄如迷宫的深巷小道，广州的城中村里显出一派城市的景象，并不是城市中非要去除不可的痼疾。
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广州138个城中村可以说是138个乡土文化的传承地。广府文化已经传承了2000多年，这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并不能体现。但如果置身于城中村，就能看到有数百年历史的宗庙祠堂，行走在城中村小巷之中，也许走到一处豁然开朗的境地，抬头就能看到一座巍然的古建筑，上面写着“x氏宗祠”。
这是岭南宗族文化的体现，宗族文化在南方远比在北方强盛，由于山岭众多加上可耕地狭窄，广东村与村之间交流并不频繁，时间久了方言都有所差异；从生产方式来看，广东农业普遍以种植稻米为主，所需要的劳动力略高于粟米和小麦，水田之前阡陌相同，更需要亲友邻里的帮助。这就导致了广东人更加与亲邻相近，与外人疏远的地域特性，侧面促进了宗族文化的强势。
今天的广州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全省乃至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在这里和谐共处，无论广府、客家、潮汕都能以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正常沟通。都市文化讲究个体本位、契约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而非血缘，都市的生活方式也让传统宗族文化慢慢消失。唯独在城中村里，还是能找到它们的影子。
但除了这些古老的建筑之外，村里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的人都已经换了一茬。都市开放流动，城市满布来自各地区的人，人口的流动性强，与乡村“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刚好相反。城中村里的居民饮食、服饰、出行都已经和城里人没有区别了，而且由于城中村低廉的房租，也是外来人初次来穗选择的居住地首选。
城市要规范化，城中村也注定要改革，甚至被清除。比如城中村中一直被人诟病的建筑凌乱、密集，采光和通风等问题，以及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城中村上空的火灾隐患，已经成为了广州城市发展的痼疾。但对于市政部门来说，这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买断拆迁，成本太高，大部分开发商都很难负担得起；劝说拆迁，城中村利益错综复杂，基层干部许多都与屋主有着亲缘关系，行政命令难以下达；重建改建，涉及到违建房屋是否要予以补偿，宗族祠堂怎么处理，依然很难。
于是，城中村的隐患，就成了人人都知道要改变，却不知道如何改变的老毛病。
无论如何，广州城中村目前还是一线城市中，租金最低廉的住所，让年轻的打拼者也有了住在市中心的可能，它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
（参考资料：阿牛，《为什么城市中会有“城中村”？它真实的状况是怎样的？》；张书源，《简谈城中村改造中政府与村民的博弈》；那日苏，《广州为什么有这么多城中村？》；储冬爱，《乡村原住民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认同——以广州“城中村”为例》；高智勇，《广州城中村的历史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