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搞共同富裕示范区
实际上，浙江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了。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在“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内容中，明确提出了东部要发展四“区”——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另外，还要“深入推进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关键是要理解其政治意义。
首先，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在架构改革开放时，对于共同富裕已有完整表述。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其次，“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是一个完整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是吃了这个亏的。”
因此，“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通过“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发展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人群的发展上，还体现在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上。邓小平将先发展后发展的问题概括为“两个大局”：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
要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中国需要经历两个阶段、跨上两级台阶。首先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其次，在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后，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必然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政治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体现。选取部分地区搞“共同富裕”试点，先行先试、作出示范，然后再总结经验在全国推广，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屡次成功的经验。
选择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是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民营企业多，“富在民间”的程度远比其他省份要高。
二是以浙江省的省情和发展基础，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难度可能要比其他省份要小一些，作为示范区的作用可能更容易发挥。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表示，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发展概念，更是一场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为标志的社会变革。
浙江是国内城乡区域发展最均衡、群众最富裕、社会活力最强、社会秩序最优的省份之一。在富裕方面，浙江人均GDP已超过10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0年、36年居全国省区第一；在均衡方面，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96：1，是全国最低的省份之一，这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独特优势。
第一步棋落在了山区
浙江虽然是全国发展最均衡的省份之一，但是“七山一水二分田”的省情特征仍然造成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山区26县与全省的差距仍然较大。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开局之年，浙江将第一步“重棋”落在山区26县。
2021年7月19日举行的浙江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暨山海协作工程推进会上，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强调，山区26县能否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能否取得标志性成果，事关现代化先行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全局。
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惊人速度“快进”的丽水市遂昌县很有发言权。
18.9%！在浙江省公布的2021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中，遂昌县GDP增速居丽水市县（市、区）第一、浙江省山区26县第一。
新动能来自哪里？“遂昌与浙江其他发达地区在传统赛道上差距大，想要追赶上去难度大，而换道的成本最低、机会最大。”遂昌县委书记张壮雄所说的“新赛道”就是数字生态经济。
变化始于2019年。遂昌县委十五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以发展数字生态经济开辟新赛道，探索最美生态、绿色科技、数字经济、向往生活深度融合的山区县跨越式发展新路径。感性的表述就是，“在最美的地方，发展数字经济；以向往的生活，聚集有趣的人”。
发展数字经济，遂昌有什么优势？定位于发展数字经济主导产业，显然毫无竞争力可言。“第二空间”的概念应运而生。如果说上海、杭州等地是创新的第一空间，那么遂昌就是创新的第二空间，平台承载的主要是科研服务、办公、团建、会议、度假等功能。“天工之城——数字绿谷”成为这一理想之城的落地载体，依托核心区湖山乡等4个乡镇，围绕约3个西湖大的仙侠湖，先试分时经济模式。
室内，年轻的团队在做创新项目的路演;隔着一块落地玻璃的室外，青山环绕的仙侠湖上，时有白鹭飞过。代码敲累了，就去环湖绿道酣畅淋漓地跑上几公里，或者去茶园里喝喝茶、发发呆……一面是新科技的应用场景演示，一面是激发灵感的柔软自然，“第二空间”的概念获得了市场肯定。
“天工之城——数字绿谷”新平台已经引进阿里云、网易、中电海康、千寻位置等20多家头部型企业，落地实施HOLOVIS数字文创中心、晶盛星河软件研发基地、开元芳草地酒店等34个项目，累计新增市场主体606家，社会资本合同投资额近80亿元，已落地实施14亿元。
“头部数字经济企业的入驻还引领和撬动了本土企业的数字化改革。”遂昌县委常委孙培莲介绍说，比数字产业化更难得的，是人们思维方式的重塑。
通过数字化改造升级，宇恒电池建立起高效的管理制度和流程，从一家传统的电池生产企业升级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主导产品领域为小家电配套镍氢电池和锂离子电池，市场占有率居国内前列、浙江省内第一。遂昌传统的制造业凯恩纸业也成为智能化改造红利的享受者。
变换“赛道”让山区县拥有了更为平等的发展机遇。7月初，位于仙居县的浙江亿联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又有两款新产品面世。这家创建未满5年的企业，自主研发的肺功能测定仪获得国际认证并销往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大山里也有了“高精尖”，仙居医疗器械小镇里集聚着44个“领跑型”医疗器械项目。
改造升级淳安水饮料、云和文体用品等山区传统制造业，挖掘提炼龙泉青瓷宝剑、松阳香茶等历史经典产业，培育壮大高端装配、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运动休闲等山区新兴产业，优化布局抽水蓄能、农光互补等绿色能源产业……从《浙江省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征求意见稿）中可以看出，无论新老“赛道”，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都是浙江山区26县跨越式发展的底气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打造“无差别城乡”
从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到率先制定实施城乡一体化纲要；从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到部省共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缩小城乡差距上，浙江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湖州在2021年7月被浙江省列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首批试点之一，赋予“缩小城乡差距”的试点任务。“无差别城乡”就是“方法论”。
湖州市长王纲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度解析：所谓的“无差别城乡”聚焦的是百姓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无差别，是制度供给的均等化，不是功能形态的同质化;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化，不是发展结果的一样化；是品质生活的共享化，不是生活方式的平移化。
共同富裕是什么？对于这个宏大的话题，或许有无数种答案。对我们来讲，它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物。去年夏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走近热火朝天，去感受关于共同富裕更生动的含义。
事实上，“城里乡下一样美、居民农民一样富”一直是湖州的特色标签，湖州不仅率先打破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而且农地入市等系列改革探索也走在全国前列，涌现出“强村公司”、“两山银行”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夜幕降临，安吉县孝丰镇南门老街人头攒动。马头墙、石板路、雕花门头、红灯笼……如今的老街已经成为新晋的“网红点”。
“以前一直没有系统地开发和利用。”孝丰镇党委书记潘明亮介绍说，去年，孝丰镇通过“两山银行”将散落的古宅民居完整收储到资源库，并在保留老街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施整体修缮，将老街打造成一条沉浸式的生态产品文化街区。据估算，收储提升后，南门老街老宅民居资产价值达8000多万元，增值近3倍。
什么是“两山银行”？简单地说就是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一幢房、一座山、一块地、一片湖……碎片化的生态资源只要存入“两山银行”，都可转化为可计价、可交易、可融资的生态产品，交由市场开发运营，最终实现生态变现。
点绿成金，依托的是全面摸清的“绿色家底”。“2021年我们对‘两山银行’的交易平台进行系统升级，在之前排摸出的全县资源‘家底’基础上，打通资源规划、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数据信息，叠加整合289个数据图层，形成一张生态资源管理应用图，让所有的生态资源一目了然。”
安吉“两山银行”董事长陈卫介绍说，将“两山银行”平台接入“浙里办”和“浙政钉”，群众或企业可实现掌上一网通办，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可实现辖区内的生态资源一键录入，吸引更多投资者，让资源变现。
在湖州看来，打造“无差别城乡”不仅需要乡村自身努力，更需要推动城市资源要素“上山下乡”、生态产品“进城入市”，“两山银行”正是让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更顺畅的通道之一。
在城乡间流动的不仅是资本和人才，更优质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资源是最直观的体现。
借助远程技术，浙江省乐清市淡溪镇一名刚刚做完心电图的患者正在接受市里医生的会诊，一分钟后分析报告就回传到了患者的主治医生手中。通过大数据中心对接卫生专网，位于各乡镇的分院能够随时与总院进行信息交互。如今，浙江208家县级医院、1063家乡镇卫生院已整合成为161家医疗共同体，并可实现“一键转诊”、“云上复诊”。
在教育领域，城镇优质学校与乡村薄弱学校也结成教育共同体，形成了融合型、共建型、协作型等合作模式，破解义务教育“乡村弱”的难题。
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颐养、弱有众扶……浙江全省11个设区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全部超过95%，基本社会保障、生活服务等领域实现度已超过99%。这套覆盖全省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全国提供示范案例
不断缩小的城乡差距，让浙江农民逐渐进入橄榄型社会的中间层。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的目标，多次被提及。10天后，浙江省召开了共同富裕重大改革第一次专题会，重点研究“扩中”、“提低”改革。作为首批缩小收入差距领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省级试点的新昌县在会上做了发言。
“我们用11年时间实现了从全省次贫县到全国百强县的跨越。”新昌县委书记李宁说，13家上市企业、22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02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当地“扩中”的重要就业平台和创富主体。
在浙江省加快探索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价值的实现形式，完善创新要素参与分配机制的背景下，新昌无疑具有改革优势。
主要研发智能手套机的万事兴机械让核心技术团队以专利技术入股53%；三花智控在去年对科研人员实施股权激励，人均奖励股份1.32万股，市值超过30万元。除了“智力”变“资产”，更多的“人才”变成了“股东”。新昌目前有7家上市公司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参与员工达5000人，其中约2000人是科研人员，人均市值310万元，人均收益180万元。
“下一步我们要培养端前移，推行技能人才‘准员工’计划，在新昌技师学院以及企业开展匹配性高职学生实践式培训，让技能人才早适应、引得进、留得住，提前培养一批‘金蓝领’。”李宁介绍说。
如果科技创新是新昌“扩中”的主舞台，那么乡村振兴就是“提低”的主战场。在新昌县镜岭镇外婆坑村，小小的玉米饼年产值700万元，带动了33家农户户均增收12万元以上。
30年前，地处偏僻的外婆坑村穷得出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林金仁清楚地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外婆坑村人均年收入只有86元。
1990年，在外做箍桶匠的林金仁成为村委会主任，他先是带着村民辛苦奔波修通出村路，又带着村民种植茶叶。随着“外婆坑村”龙井品牌越来越响，村民的口袋也渐渐鼓了起来。但茶叶生产季节性强，有什么产业能让老百姓在家门口挣到钱？当时已经靠“江南民族村”这一旅游品牌小有名气的外婆坑村吸引了不少城里的游客，当地的特色小吃玉米饼很受欢迎。
“最开始就是村民在进村主干道上摆摊子卖。”镜岭镇党委书记张钰回忆说，“后来有一些游客回去还想在网上买，加上疫情的原因，游客也少了，我们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玉米饼上网。”
通过打造规范作坊，办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玉米饼有了合格的“身份证”；通过开发镜岭味道区域公共品牌，玉米饼有了时尚的“外衣”。“更重要的是我们制定了《外婆坑玉米饼标准化生产细则》。”张钰说。
“扩中”、“提低”的新昌实践，只是浙江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缩影。在浙江共创共富、共建共享的大众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下，更多的“共富社区”、“共富企业”和“共富乡村”将在浙江大地涌现。
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的省域样本，就是为全国提供示范的案例。从2035年远景纲要目标看，追求共同富裕是中国实现伟大复兴、迈向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战略步骤。在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不断推进共同富裕建设，以“浙江示范”展现“中国之治”，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资料 姚珏，《何为共同富裕？为何选中浙江？如何进行示范？》；张国云，《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何是浙江？》；庄圆，《浙江共同富裕路线图》；邓成龙，《在“浙”里探寻共同富裕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