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冲破美国封锁展开灵活斗争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团到达莫斯科，美国务卿艾奇逊就在1950年1月2日发表了攻击中国的长篇演说。毛泽东对其进行了无情反击，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这就是美国的基本政策。”
1950年6月5日，美国支持韩国李承晚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朝鲜战争爆发。与此同时，美国公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占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并开始实行对新中国部分物资禁运。
1951年起，美国极力鼓动其盟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对新中国禁运。5月8日，第五届联大会议通过了《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参照美国对华禁运的货单，强迫与会各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
当资本主义世界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中国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这便对我国财政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在侵略朝鲜和中国台湾后，又冻结我国在美资金，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使中国对外贸易严重受阻，影响中国正常的工农业生产。
尽管中国政府在建国初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恢复国民经济措施，如合理调整工商业，开展土地改革，节约财政开支等，但毕竟没有实现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制裁连同战争给新中国提出了很大难题。
在制裁前，我国即建立了对外贸易管制和外汇管理，对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残存的1000多家企业，并没有没收，允许其暂时存在，由我们管制和监督。1950年2月6日，美国公然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禁止一切在美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
不仅中国原有财产存款被扣留冻结，而且中国的近海航轮也时遭炮击、抢劫，沿途航线加油港口拒绝给中国进口货物的船只加油，甚至以检查为名，先后将中国租用的巴拿马籍船轮吊销、不许结关，给我国经济带来很大损失，严重影响中国国内市场。英国也追随美国，几次劫夺我国海外船只、飞机。
为防治“禁运”，更为表明中国反制裁的坚定立场，中国政府在2月8日颁布了《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管制，并进行清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
据此命令，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汕头等地人民政府或军管会，管制了美国在中国的一切财产并冻结其公私存款。中国管制美在华财产，据美国政府提出的数字为1960万美元。
由于英国也参与侵朝战争，1951年4月，中国政府又颁布了《征用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财产的命令》，征用了英国在中国各地的亚细亚火油公司除其办公处及推销处以外的全部财产，并征购其全部存油。此外，中国还征用了英国在上海的英联船厂及马勒机器制造厂；接管了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并代管其全部财产。对其他外资企业的财产和外人占有的房地产，中国政府有步骤、有区别地加以处理。
中国政府继续展开灵活斗争，增加贸易总额，采取了如下几项有力决策：第一，把外贸重心转向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一方面主动地、有步骤地改组国内出口物资的生产，以求逐渐适应他国需要，扩大出口；另一方面，积极具体地向这些国家提出今后数年内中国工业器材和工业原料方面的要求，以便让他们扩大生产，以逐渐弥补在美国封锁下我国进口物资的不足，减少对西方国家市场的依赖。
在头三年里，中国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缩短了经济上完全独立自主的进程，加深了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1951年底，中国进出口总额达9亿多美元，比上年增长3%，取得了反封锁重大胜利。
中国还扩大了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往来。1952年中国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与西欧国家签订巨额贸易协定。所有这些，更是冲破了美国的封锁、“禁运”。
中美关系进入尼克松访华后最困难时期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为遏制政策。美国在联合国里支持国民党集团代表，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直至1971年。在此期间，中国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不懈地进行反遏制、反禁运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72年2月的尼克松访华，不但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和禁运政策的彻底失败，而且标志着中、美、苏大三角的新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
1989年1月布什就任总统后，于2月25日至26日访华。他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强调，美国重视对华关系，美中关系的发展有巨大的潜力，希望看到美中关系不断得到加强。然而，几个月后的政治风波，使中美关系进入了自尼克松访华后最困难的时期。
从1989年6月5日至7月15日，短短的一个多月里，美国、日本、欧共体和七国首脑会议相继发表声明，中止与中国领导层的互访，停止向中国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一时间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
1989年6月5日早上，尼克松打电话到白宫，告诉布什，不要断绝对华关系，要往长远看。从长远看，美中两国要有良好的关系，布什同意尼克松的意见。尼克松和布什都不但研究过不少关于中国的资料，而且对中国大陆都有亲身感知。
特别是布什，他于1974年至1975年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在此期间，布什广泛接触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面对政治风波，布什和尼克松的共同意见归纳起来是：1.对中国来说“压力与制裁于事无补”。2.不能中断中美之间的商业往来。3.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防止正在进行的中苏关系正常化在今后损害美国的利益（这是促使布什上任后很快访华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是，美国国会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是必须认真考虑的。经过权衡，6月5日下午，布什宣布了三项制裁措施：（1)暂停美中间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2)暂停美中两国间军事领导人的互访。（3)同意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求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重新研究美中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6月20日晚上，布什政府又宣布了新的制裁措施，包括：(1)暂停同中国一切高层（助理国务卿以上）互访。（2)中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在中国经营实业的公司的帮助。（3)表示反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新的对华贷款事宜，这影响到10亿美元的对华投资。但白宫发表的声明同时表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我们希望继续同它保持卓有成效的关系。”
在美国的带动下，西方国家纷纷采取相应的步骤对中国实行制裁。到7月中旬，共有20多个发达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特别是中美关系的急剧倒退，邓小平6月16日在同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人谈话时，精辟地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能顶得住
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制裁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美国政府的高官、特别是布什本人，对此认识得很清楚。布什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国的情况和表达他本人重视中美关系的愿望，于6月20日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
布什借鉴当年尼克松的办法，拟派密使避开国会的干扰访华。这位密使是此前访问过中国，曾经见过邓小平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22日，邓小平复信布什，指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严峻的挑战，他对此感到担心，因为这种关系是双方多年共同培养起来的。为了避免中美关系继续下滑，他同意布什总统的建议，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访华，并愿亲自同他进行真诚坦率的交谈。
斯考克罗夫特乘坐一架涂掉了豆标记的美国运输机临时改装的专机，于7月1日到达北京。7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前，对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说：“今天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钱其琛提到，不久将举行七国首脑会议不知又会宣布对中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邓小平语气坚定地说：“不要说7国，70国也没有用。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
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邓小平首先对他说：“我知道你一直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动，你是参与的，像你这样的美国朋友还有很多。”
接着，邓小平指出，目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境地。对于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在美国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停止的迹象，反而还在加紧步伐。三天前，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进一步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种行动还在继续。
邓小平又说，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还有比较冷静的人，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做出决定。
随后，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问题出在美国。中国没有触犯美国，而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中国有一句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美国今后能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中国人民，而不要火上浇油了。
邓小平还特别反驳了美国对中国司法事务的干预，明确告诉斯考克罗夫特，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或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是，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中国的立场是坚定的。
斯考克罗夫特首先强调了布什总统是邓小平和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同伟大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直接和密切接触的经历，这在多年来历届美国总统中是独一无二的。接着他解释，布什作为美国总统，在制裁中国的问题上，在国内面临“困境”。由于国会的压力，布什在控制事态发展方面，并不是万能的。
听了斯考克罗夫特这番“解释”后，邓小平神情严峻地表示，他希望美国政治家和人民了解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22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则是打了25年仗，才赢得了胜利。
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中国不会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能顶得住。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空话，这是经过几十年考验证明了的。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妥善处理各种问题。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世界上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
9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斩钉截铁地表示：“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我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总之，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
邓小平这次谈话的目的，一方面旨在消除外界对中国是否会继续对外开放的忧虑，另一方面是在重申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
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坚定地指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话。”
尼克松和基辛格，也在这个重要时刻相继访华。邓小平在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说：“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
基辛格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了中国。基辛格带来了布什总统的口信：布什真诚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但在国内强烈的反对面前，他难以这样做，布什认为“双方都要采取措施使两国关系回到比较顺畅的路上”。
邓小平在10日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请基辛格转告布什总统：美国应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并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事实上，“制裁”对制裁国本身也不利。从宣布“制裁”中国开始，西方各国出自自身利益考虑，在政策和做法上表现得并不一致。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采取政治和经济结合、官方和民间结合的方式，推动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随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取消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回到正常轨道。
（参考资料：长闽珠，《中国应对西方“制裁”的历史回眸》；顾晓英，《建国初期的“禁运”和“反禁运”》；胡新民，《邓小平是怎样顶住西方国家制裁的》；陈雷刚，《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应对西方制裁的历史经验》。）
9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斩钉截铁地表示：“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我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总之，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
邓小平这次谈话的目的，一方面旨在消除外界对中国是否会继续对外开放的忧虑，另一方面是在重申中国的一贯立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
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坚定地指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话。”
尼克松和基辛格，也在这个重要时刻相继访华。邓小平在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说：“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
基辛格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了中国。基辛格带来了布什总统的口信：布什真诚希望改善两国关系，但在国内强烈的反对面前，他难以这样做，布什认为“双方都要采取措施使两国关系回到比较顺畅的路上”。
邓小平在10日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请基辛格转告布什总统：美国应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并指出：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
事实上，“制裁”对制裁国本身也不利。从宣布“制裁”中国开始，西方各国出自自身利益考虑，在政策和做法上表现得并不一致。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采取政治和经济结合、官方和民间结合的方式，推动日本率先于1990年取消对华“制裁”。随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相继取消对华“制裁”。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回到正常轨道。
（参考资料：长闽珠，《中国应对西方“制裁”的历史回眸》；顾晓英，《建国初期的“禁运”和“反禁运”》；胡新民，《邓小平是怎样顶住西方国家制裁的》；陈雷刚，《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应对西方制裁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