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一个新时代的唤醒
香港，曾经是中国南方区域珠江入海口的一个普通渔村。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集全国人民意志，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心拒战火和武装干涉于“国门之外”。此时，中国香港的战略地位以及北京看待回归的战略眼光迅速得以调整：朝鲜战争及其之后国际战略环境要素的变化，是奠定中国香港日后半个世纪国际地位的开始。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友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因朝鲜战争为由，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禁运政策；这种敌视和禁运一直维持到70年代初期才变得宽松。也是在这个长达20年的时间段里，香港在国际贸易上的优势超越了上海。而北京的中央政府从破除西方禁运的战略角度考虑，暂缓了收复香港的步伐；并转而利用香港（自由贸易港）的条件，同国际社会进行尽可能多渠道的贸易往来。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香港除了成为新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贸易渠道，也是信息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上个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战略构想。
香港，之所以被称之为“东方之珠”，是因为经济的繁荣和投资的自由。香港，也曾经集聚着内地迁港的商界精英，积极把握着时代的发展脉搏。
中国香港经济的繁荣，以及亚洲整体快速发展的态势，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继续得以维持。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经济成绩单的峰值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当时的香港作为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以不及内地千分之六的人口与约万分之一面积的弹丸之地，创造了相当于内地近20%的GDP。
值得指出的是：香港与祖国内地在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密切、互利共赢的趋势更加明显。香港回归以来，内地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香港与内地合作共赢的政策措施。最直接的举措就包括签订《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开放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开放香港人民币业务试点，推出“沪港通”、“深港通”等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深化粤港区域合作等。
“一法安香江”：香港发展重回正轨
香港回归25周年前夕的街头人流涌动，早已恢复了昔日的安宁。但回忆起2019年下半年爆发的“修例风波”，香港市民傅青仍然心有余悸。当时的香港，街头示威游行不断，甚至多次发生暴力冲突，被视为香港回归以来最灰暗的时刻。改变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安法》）实施之后。《国安法》实施后的这两年，香港社会“完全正常、太平了”，现在香港街头已经恢复如常。
2019年6月，香港爆发了“修例风波”，掀起暴力示威浪潮，“东方之珠”俨然成为被暴乱分子劫持的“战场”。暴徒采用堵路、打砸、纵火、攻击不同意见者等方式，肆无忌惮破坏香港的社会秩序，挑战香港的法治底线。持续不断的暴力活动导致香港社会动荡、法治受损、民生受创，严重影响香港社会的正常秩序，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的管制权威和“一国两制”的落实。香港面临自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如何让混乱的香港恢复平静，成为摆在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面前的急迫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于2020年6月30日——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纪念日前夕，通过并颁布实施《国安法》。
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表示，坚持在《基本法》的框架内处理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充分表现出中央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坚定承诺。他认为，《国安法》是最低程度、最低标准的“保命法”，有助于“一国两制”恢复常态、行稳致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表示，《国安法》的实施，修补了困扰香港多年的国家安全漏洞，让香港摆脱国家安全“不设防”状态，促使香港局势由乱到治，香港发展重回正轨。
香港市民也切身感受到了变化的发生。傅青说，现在比2019年的时候安全了很多，老百姓踏实了不少，他和他周围的很多朋友，一致认为“这（《国安法》的实施）是个大好事”。在一家上市公司从事公关工作的傅青，有晚上下班后与三五同事或好友小聚的习惯，这是很多香港市民生活的日常。但是，“修例风波”带来的混乱，让原本的日常成为奢望。他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相比“修例风波”时期的“担惊受怕”和几乎无法上街，现在的生活已回归了常态。
在田飞龙看来，《国安法》立法的初衷，就是为了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弥补国家安全法律漏洞，“它实现了香港由乱返治，也为香港由治及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护”。他说，香港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破坏“一国两制”的宪制秩序，制造香港的动乱，削弱香港国际地位，“这些情景在《国安法》之下不会再发生了”。
在2020年7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把香港《国安法》比喻为香港繁荣稳定的“守护神”和“定海神针”，表示“一法可安香江”。事实表明，《国安法》的实施也确实达成了“一法安香江”的目标。
中国香港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活力的迸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2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中国香港的排名从去年全球第七位上升至第五位。在年报的四个竞争力因素中，中国香港继续在“政府效率”和“营商效率”取得良好排名，在“经济表现”和“基础建设”的排名也有所上升。
对此，香港特区政府称香港竞争力有赖“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包括法治和司法独立、资金自由进出、自由的贸易和投资制度、简单低税制、良好营商环境，以及高效率的政府。
今年5月8日举行的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中，香港特首候选人李家超以高票当选。这场选举是继去年9月选举委员会选举和去年12月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之后，香港特区新选举制度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标志着香港特区新选举制度的全面落实。
有分析指出，尽管遭遇多轮疫情的肆虐，香港特区《国安法》深入实施与新选举制度落地，巩固了香港由乱到治的良好局面，促进了香港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香港特区新选举制度于2021年3月全面落地，“爱国者治港”原则充分落实。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阎小骏表示，完善后的新选举制度，让香港社会对政治的讨论回归到了以管治程度和治理效果为中心。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也认为，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也开启了香港良政善治的新局面。他说，拨乱反正后的香港，爱国爱港力量空前团结，社会各方面都聚焦于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向和深层次问题。
“二次回归”：“一国两制”框架内的制度重构
溯源历史，让香港持续保持繁荣与稳定，是“一国两制”制度的初衷。
1984年9月，经过数轮激烈谈判，中英双方正式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50年不变”。
1997年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给予香港高度自治权，“舞照跳，马照跑”，“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依法享有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但香港社会不少人对于“一国两制”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利上，严重忽略了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应尽的义务，在诸如涉及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国民教育等方面存在短板。
以香港《基本法》中明确涉及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为例，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在其任上就开始推动立法，但由于2003年超过50万人上街游行，“23条立法”最终宣告失败，并且一直搁置至今。
2012年，香港特区政府颁布了“德育与国民教育科”计划，进行国家认识和国家意识教育，但最终也因为包括大游行等的“反国民教育”运动而泡汤。从2003年开始，香港所谓的“民主派”就热衷于通过游行、示威、街头抗议来表达政治诉求，而且愈演愈烈，直至“修例风波”的爆发。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就表示，香港1997年后实行“一国两制”是“有主权没有治权”。因此，他提出香港应该完成“二次回归”，从制度上“再造”香港。他表示，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以及人心层面来说，都需要“二次回归”，“从法律上讲，香港有了《基本法》，但谁来执法的问题还没解决；在制度层面，需要有一个强政府；人心回归和国家认同，也还没有完全实现。”
“修例风波”之后，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新的选举制度的落地，使不少香港政界人士、学者和观察家也将之视作是香港的“二次回归”。
在香港立法会议员、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看来，《国安法》的实施将“一国两制”的实践带入一个新阶段，“在法律和执行机制上，填补了很多国家安全的漏洞，在执行方面，强化了阻吓、惩罚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推动香港的‘二次回归’。”
郑永年认为，《国安法》的通过是“二次回归”的开始，并且“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不过，他表示“并不是说‘二次回归’已经完成，现在刚刚开始，但是变化是有的。”
在郑永年看来，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一国两制”下国家安全以前基本上没有抓手，现在《国安法》的实施有了抓手；其次，在培养国家认同上，整个的教育文化系统，现在可以实质性推进了。“更重要的是，《国安法》的实施是两种政治制度的转变，香港从以前的激进民主，现在走向更符合香港文化、阶级结构、社会结构形式的民主。”郑永年说。
但田飞龙指出，虽然“二次回归”的说法很形象，也有冲击力和解释力，但存在一定的误导性。他解释说，从形式上来讲，不存在“二次回归”。根据《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是一次完整的回归。
不过，田飞龙也坦言，1997年回归之后所确立的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不够完善，没有全面准确地落实和转化“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在他看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制度全面准确地落实“爱国者治港”，弥补了“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漏洞，将“一国两制”发展成有机统一的制度整体，“从实质性的方面来讲，又具有‘二次回归’的属性”。
田飞龙说，所谓“二次回归”是“一国两制”框架内的制度重构现象，是对“一次回归”时制度留白与延迟决断部分的观念清晰化和制度发展，符合“一国两制”的历史辩证法和制度辩证法，是“一国两制”制度创新性、适应性与生命活力的体现。
“由治及兴”：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也是《国安法》实施两周年，还是以“爱国者治港”为根本原则完成新特首选举的开局之年。田飞龙用“‘一国两制’制度实验行程过半，下半场正式启幕”来形容这个关键时期。
在近日举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基本法》法律论坛上，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王灵桂表示，随着《国安法》实施及完善选举制度，香港已焕然一新，未来五年是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
谈及香港未来发展，不少学者都提到了两份重要文件——《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
田飞龙说，2019年初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香港怎么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具体的战略指引；而“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香港八大中心的定位，既包含了香港原有的国际地位里面的固有优势，又叠加国家新战略条件下的发展优势，为香港的转型发展，抓住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机遇，提供了非常好的政策基础和政策引领。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有自己无可替代的优势和作为特别行政区的独特价值。有观点指出，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独立关税区和经济体，它的国际化与开放程度，能为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对外政治与经济交往、法治与城市治理等提供独特支持。
可以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既有“一国”之便，又有“两制”之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十四五”规划的推进，是香港的巨大机遇。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香港能够以其独特的自身优势，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拥有700万人口的“东方之珠”再次璀璨只是时间问题。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认为，香港“二次回归”后，既可以保证香港的稳定，又能为香港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在他看来，香港彻底恢复稳定，商业基因回归，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助力，香港必然加速发展，更加繁荣。
过去这25年，见证了香港与祖国的血脉相连、休戚与共。一方面，国家为香港提供了稳定而充足的供应，并支持香港挺过金融危机、公共健康危机等一个又一个难关，背靠内地这艘巨舰，香港展现出远远超过自身体量的韧性和承压能力；另一方面，香港作为连接内地与世界的“自由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与祖国经济腾飞、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步的，是香港商业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和市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数据显示，香港人的平均寿命、社会活力等各项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香港经济结构日趋多元合理，中高端服务业得到长足发展, 科技创新成为新增长点。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香港住房、年轻人发展空间相对受限等社会民生难题以及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正在得到有效破解；大湾区、“一带一路”建设，更让香港搭上祖国发展的快车，中国持续扩大与世界的交往，决定了中国香港这个“超级联系人”的无限前景。
白云过山峰，明珠焕新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可逆转，香港的明天也必将更加美好！这是衷心的祝福，更是坚定的信心。
（参考资料：孙晓波，《香港“二次回归”走向“由治及兴”》；洪少葵，《香港回归20年：“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变迁》；佚名，《由治到兴，香港明天会更好》；李凯、颜昊，《“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巨大成功》；王泠一，《香港回归：一个新时代的唤醒》。）
